作者:陈彬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5-2 9: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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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校长:大学应对“生产关系”作出适当变革

 
■本报记者 陈彬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申请今秋美国研究生硕士及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了18%,这已是连续第七年出现两位数增幅。另据报道,目前在美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中,本科生已超越研究生群体成为主流,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本科学生增长幅度达42.7%,远高于研究生15.6%的增幅。
 
面对这样一组数字,相信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解读。心急如焚者有之,泰然自若者亦有之。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坦言自己属于前者。
 
“我对此很焦虑。”王树国说,大量适龄学生不选择中国高校而选择出国,固然有学生基于“到异国历练自己”的想法,这是值得鼓励的。但问题是:“历练自己”远不是学生出国的唯一原因。
 
“很多学生远涉重洋其实是出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失望。这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国外大学联合起来到中国吸引学生,足见其对人才的高度关注,但很多中国大学对此却不紧不慢,我感到很费解。”
 
王树国表示,教育是一项长周期的工作,一个环节如果落伍,短时间内是难以弥补的。“我不明白,如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选择我们,为什么很多大学依然‘稳坐钓鱼台’?大学是育人的关键,如果我们都麻木了,还能指望谁?我们必须反思自身出了什么问题。”他说。
 
那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办学体系尚属“开环状态”
 
作为国内著名的机器人专家,在谈到高等教育的问题时,王树国引用了一个工程领域的名词。“我们目前的办学体系处于‘开环状态’,而一个健康的体系却应该是‘闭环’的。”
 
作为解释,王树国举了一个例子:在计划经济年代,国营企业通过上级指令决定产品的数量和种类,而产品的质量以及对路与否,与企业没有关系,他们只需要完成上级任务就可以了,这样的企业必然没有竞争力。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生死,而好与坏的评价标准则来自于用户。“我不买你的商品,你就会倒闭,这就是闭环。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受服务对象的约束,服务对象为企业提供信息,企业则必须依此作出调整。”
 
王树国表示,目前国内高校正是缺乏这样的反馈机制。在人才培养中,政府告诉高校要设置的专业类型和招生数量。高校本身并不十分理会其服务对象——社会需要什么。当服务对象对此有意见时,也只能反映给政府,然而政府能消化多少意见则是高校所不知的,能反馈到高校的社会意见自然也不多。换言之,学校与社会的环完全断开了。
 
“这就像一个国营工厂,培养了数千名学生,但培养质量的好坏,学生能否就业根本影响不了其自身的生存发展。你见过哪所大学因为人才培养质量不好而倒闭?”王树国说,当然,目前很多大学都很关心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就业情况,但这仅仅基于教育者自身的职业道德。在体系设定上,我们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这也是大学培养的学生与社会期望值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其实此类问题很多大学校长都清楚,一些领导也都明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改变呢?哪怕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两件,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建立起一套适合国情的反馈机制。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下,中国大学的明天可想而知。”王树国说。
 
公平问题实质是优质资源缺乏
 
提到高等教育,一个话题似乎是绕不开的,那便是高考。作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近年来,高考公平性、高考腐败等话题屡见不鲜。对此,王树国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我们依然可以举一个计划经济的例子。”王树国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人们购买商品是需要凭票的。那时围绕票证的争论,甚至一些案件也并不少见。但当时政府并没有单纯地围绕票证的公平性做文章,而是敏锐地发现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的是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于是果断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生产关系。几乎一夜之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票据问题随之不复存在。
 
“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同样是高等教育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当前形势,从而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很多人不想办法提高优质教育总量,而是在低水平的教育背景下,片面地去谈公平问题。”王树国说。
 
他表示,高考公平性问题实际上体现的是老百姓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如果中国有100所牛津、剑桥,老百姓还会为孩子考大学发愁吗?”不在根本问题上做文章,不设法扩大资源供给,却单纯地在高考问题上追求分数的公平,这显然是事倍功半的。
 
至于高考本身,王树国说,用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这样的设置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单纯以分数作为录取标准的录取方式,分数不能代表能力,我们应该探索新的录取标准。
 
自2003年起,国内很多高校先后实施了自主招生制度,这样的制度设定是否符合王树国对于“新标准”的要求呢?
 
对此,他坦言,目前的自主招生政策原则上看,并不属于真正的自主招生,只是各个学校为了争取更加优质的生源而采取的另一种招生政策。
 
既然如此,为何哈工大还要在2010年与其他高校联合成立“卓越联盟”?
 
“当时只有以北大、清华为首的两个自主招生联盟,我担心一旦固化下来,可能会形成二次高考,通过成立新联盟的方式,我希望能把‘盘子’做大,如果所有学校都有了,其实就等于没有了,这是我参加自主招生的初衷。但从根本上说,我不赞同这样的自主招生。”王树国说。
 
学生的就业观没问题
 
在采访中,王树国表示,导致当前高等教育出现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出现了一定的扭曲,无论社会评价体系还是用人单位的标准,都出现了唯学历论、唯分数论的倾向。
 
仅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为例,目前很多舆论都在批评大学生的就业观存在一定问题,王树国对此却很不以为然。
 
“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应该鼓励毕业生到老少偏穷地区的一线岗位工作,那里有更大的舞台,这些话我听起来很不是滋味。”他说,“每年都有大批的学生报考公务员,对于这些考生,我们难道有过动员吗?既然没动员,为什么他们如此趋之若鹜?这是因为这些岗位被赋予了太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作为政策制定者,如果你认为一线岗位重要,为什么不把这些政策给一线的劳动者?把政策给了其他岗位,反过来却鼓励学生到贫困地区,这难道不自相矛盾吗?”
 
王树国表示,在就业问题上责怪学生是毫无道理的。如果相关部门认为某些一线岗位非常重要,就应该把最好的政策留给它,学生们自然就会作出选择。“我特别反对端正学生就业观的说法。孩子们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是出在我们教育者身上,出在政策制定者身上。”他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未来,就应该投入更多精力为孩子们着想,保证需要他们工作的地方有足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让孩子们工作得舒心、有事业感。
 
资源投入不应以博士点为标准
 
类似的问题不单出现在学生身上,在大学本身也有体现。
 
“看看我们的周围,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博士点。似乎只有具备了培养博士的资格,才能证明学校的地位,这显然违背了高校多样性的要求。但不要责怪学校,因为这依然是社会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王树国说,国家将绝大部分资源都给了有博士点的学校,而培养蓝领、一般工人的学校却几乎没有资源。在这种条件下,校长当然会拼命地争取博士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资源,学校才能存活。
 
上世纪80年代末,王树国曾在法国巴黎国立高等工艺学院进修。这所学校类似于工程师学校,规模很小,却是社会顶级人才的聚集地,培养的学生不但会引来用人单位的疯抢,其收入也比一般毕业生高很多。“这就是欧洲工业革命后期带来的影响,其对一线人才的尊重也支撑了德法等国制造业的发达。”
 
反观国内,我们对人才的界定却很简单,似乎只有拿到博士学位才是人才。“社会的发展不是只需要科学家,每一个层次的学校都有可能成为顶级院校,然而当社会的资源投入只以博士点的多少为标准时,必然会出现大学体系的单一化。”王树国说,大家想的不是能否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而是哪里有资源就往哪里奔,这不正常。
 
去年9月,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广东召开了一次教育咨询会。在这次会上,王树国明确提出,希望提高生均经费的拨款额度。
 
“这是目前高等教育的立校之本,也是当务之急。因为这至少可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基础供给。”王树国说,现阶段大学培养质量的好坏与社会供给没有关系,是否满足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同样没有关系。只有一个虚拟的博士、硕士点在牵动大学的神经,成为大学拼命争取的“救命稻草”,这样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否则更多的问题与局限将不可避免。
 
●目前很多大学都很关心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就业情况,但在体系设定上,我们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这也是大学培养的学生与社会期望值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当前形势,从而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很多人不想办法提高优质教育总量,而是在低水平的教育背景下,片面地去谈公平问题。
 
●博士、硕士点在牵动大学的神经,成为大学拼命争取的“救命稻草”,这样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否则更多的问题与局限将不可避免。
 
《中国科学报》 (2012-05-02 B1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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