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第二中心学校的一年级学生在上语文课。新华社记者 赵婷婷摄
4%，近了，更近了。曾是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沈士团为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这一目标呼唤了十年，甚至被称为“4%专业户”。他终于不再忧虑了，“今年，政府对4%的承诺就要兑现了。”
“当时推算，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800美元-1000美元时，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对应比例是4.06%-4.24%。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1983年曾参与“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合理比例研究”重大课题项目的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教授告诉记者。但他没想到，在以后的若干年里，4%会成为教育界一个共同的心结。
“已经进入倒计时，应该也必须如期完成。”已履职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一字一字地说道。
作为一名教育界的政协委员，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在两会上年年提的老大难问题。
“最早是北京工业大学原校长王浒委员，他退了，又有接班人，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沈士团委员。他们和其他教育界委员们的共同呼吁让更多的人知道了4%的概念、意义。”
“我还是相信4%的目标能够在今年如期实现。”虽然沈士团不参加两会了，但他依然关注着，“教育将真正走上平稳发展之路。”
2012年是本届中央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对于4%的目标，下足了决心：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成立了一个“落实4%工作办公室”；为了保证充裕的资金来源，各地方政府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作专项教育资金。
在地方政府层面，各地政府几乎都作了明确的承诺。甘肃、陕西等西部省份表示要按照中央关于实现4%目标的统一部署，切实加大财政教育投入。
一切努力，让人们对4%的实现信心满满。
“实话实说，对4%的实现，是一种欣喜、苦涩和期待相交织的心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用沙哑的嗓音述说，“翘首期盼了19年，今年终于要兑现了，虽一再迟到，终归是好消息，心情总是高兴的。应该说，在加强教育投入方面，这届政府还是真付出了努力的，不容易，也见了成效。当然，高兴可以，但不值得沾沾自喜。因为，这只不过是满足多少孩子、多少教师苦苦期盼的、合理合情的一个基本要求。”
陈关友，贵州省遵义县三叉镇苏山村水源小学的校长。他不太清楚4%的含义，但在他从教的17年里，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花在孩子们身上的钱越来越多：学杂费免了、校舍翻新了、营养改善了。尽管操心的事也多了，诸如食堂的采购、饭菜的安全、食堂人员的工资、新食堂的水电煤气费用……但他还是很开心：孩子有希望了，国家更有希望了。
4%，不单单是众人熟知的一个数字，更是一段持续20年的牵挂。
它最早出现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里，此后，不断被人提起，引起各方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虽然相信能够完成，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元河多少还有点担忧。他拿起一张统计表向记者解释，在这20年间，出现过两次上升被逆转的情况，而且涨幅超过0.17%的年份只有7个。
“4%完成与否，更表明了一种态度、认识和决心。”王晓秋委员说，这代表国家的目标，有它的严肃性。
“总是说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地位。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对官员考核有各种各样的‘一票否决’，但从来没有听说教育一票否决，主要还是一个认识也就是说重视程度的问题。”黄元河委员表示。
“目前各大学普遍面临的问题仍是资金紧缺，包括许多高水平大学，除了重点学科外，其余大多数学科条件还是十分简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南大学原校长黄伯云院士说，与国际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4%不是高指标，只是一般指标。据世界银行测算，2000年全世界平均为4.4%，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3%，印度亦已达到4.1%。
“今年达到4%，这只是一段历史时期的终结，但不是终点，应该是个新的起点。教育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世界范围看，就是达到这一水平，也是相对较低的。”委员们纷纷期盼：教育占GDP的投入能持续地增加，与世界同步。
郭传杰委员还能回忆起10年前他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时，学校经费捉襟见肘的窘境：有位院士好不容易用科研项目的钱买来了仪器设备，却只能放到走廊里，因为没有实验室。现在，钱确实多了，常常听说又上某个项目了，投资动辄上千万。应该说，教育总投入的增加是好事，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办好教育的充分条件。
如果按照2012年中国GDP总量超过50万亿元计算，那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将超过2万亿元。
“有钱了，但除以13亿，就是一个小数，还要勤俭办教育，精打细算。”沈士团平和地说。
在黄元河委员看来，投在教育上的钱增加了，并不意味着教育就能搞得更好。不管钱多钱少，如何切这块蛋糕，并不简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更关心这2万亿元该怎么花。“随着基本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成为了主要矛盾。在全面提高质量成为教育发展核心任务的形势下，偏重外延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难以适应各级各类教育内涵发展的需求。”他表示，钱要用在刀刃上。
“总投入量是多是少当然重要，但进一步还要看这些投入的使用结构与效率。”郭传杰委员心有所虑，“比如钱往哪里投？投下去干什么？必须注重缓解教育不公问题，而不是进一步加重教育不公；不能把有限的投入都变成钢筋水泥，而要投到内涵发展上去。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对教育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2万亿元不是个小数字，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都是个新的挑战，应当认真应对，科学使用。”如郭传杰委员一样，4%之后的问题，又成为委员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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