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近日表态赞同“艾滋病检测采用实名制”以及关系人“强制告知”制度，连日来引发舆论巨大争议。广西、湖南两省都将拟法实施“艾滋病检测实名制”，而广东省疾控中心表示，近期并不会改变艾滋病匿名检测的做法。（《广州日报》2月13日）
艾滋病实名检测，支持者说将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控，反对者则担心隐私的泄漏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中国艾滋病检测面临着知情和隐私的艰难选择。
理论上能成立的事情在现实中未必可以软着陆。如果艾滋病检测不采取实名制，有可能同一个人用不同名字参加多次艾滋病检测，造成艾滋病疫情整体统计数据不准确，相关部门无法正确对疫情的整体形势进行研判和把握。匿名检测还可能导致疾控部门无法对病毒携带者跟踪治疗。但这些匿名检测的负面效应并不是一“实名”就可以消弭于无形的。
我们要保护患者的隐私，也要保护更多的健康人；艾滋病防控需要患者的自愿配合，但也要将传染的危险度降到最低。“检测实名制”如何才能在现实中软着陆，至少需要具备两个重要基础。一是在病例管理中严格遵守隐私保护和非歧视原则。然而，近几年，多地都曝出感染者隐私被医务人员擅自外泄给亲属及工作单位，感染者背负极大精神压力，甚至背井离乡。一些感染者甚至被要求退学或被拒绝入职等，在个人信息经常“一泄千里”的今天，隐私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无疑是“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的最大障碍；二是要改善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生存环境，而当前社会上对感染者的歧视仍广泛存在，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因此检测者往往不愿现身。
在艾滋病检测实名制争议面前，广东疾控中心坚持匿名检测，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由于担心隐私暴露，参与艾滋病初筛检测的人数将大幅减少。”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实名检测的隐忧：艾滋病患者人数的减少，对于卫生疾控部门而言，这将是一项巨大的成绩。至于患者人数的减少是防控得力还是被“实名”吓退的，在“成绩”面前，这些细节似乎不再重要。
“实名制”当然并非洪水猛兽，但是在推行实名制的时候，一定得观照现实环境。如果仅仅是从理论上剖析，而无视现实的掣肘，那么实名的优势反而会成为劣势。事实上，类似问题并非只局限在艾滋病实名制的检测上，我们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常常忽视现实障碍，只是从理论上放大它的可行性，结果一旦操作起来可行性便大打折扣。
“艾滋病实名检测”自然有它理论上的优势，而“艾滋病匿名检测”更是立足现实障碍。到底该实名还是匿名，每一方都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去驳斥另一方，可是这种争论分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争来争去还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与其凭空争论，倒不如在二者的交集中寻找更好的突破口。
从上网实名到火车票实名制、从菜刀实名制到避孕药实名制，近来“实名制”被开发得颇为热闹，但就具体问题而言，并非所有的实名制都是民心所向，也并非所有实名制都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火车票实名制可以有效地防范黄牛党，但是“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恐怕就是一种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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