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竹 张晔 汪梅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2-11-22 8: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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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科研:面对现实如何坚守梦想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着,最后,一些基础学科的优秀研究生选择了现实,退却了。是不是其他选择这条路的同学也要警惕?
 
因为很多人从小都有科学家梦。
 
谁都知道,在成为科学家的过程中,没有搞金融、IT等行业会有那么快那么丰厚的回报。科研之旅,本身就是充满艰辛与寂寞,在黑暗的道路上摸索的道路。
 
但是,做哪一行不需要勘破这种种迷茫,最后找到光亮和方向的呢?通过这篇报道,我们看到了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生们的真实困惑,但不是说要让年轻的有天分的同学就此止步,而是希望以此引起教育科研部门的重视,给摸索前行之路的年轻科技工作者的生活更多的保障,唤起更多的人能鼓励、支撑他们渡过心理上的难关,帮助更多的优秀科研工作者在各自的领域能安心坚守。
 
由于一个最优秀的博士生放弃科研,选择去当中学老师,66岁的中科院数学所教授程代展(博客)一夜无眠。他追问: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
 
6天后,程教授口中的那名学生作出回应,讲述他为什么逃离科研。原因有二:一是累,二是没能力。“其实很简单,唯一的原因就是没兴趣了。没兴趣还算个比较中性的词的话,我其实可以说我已经厌恶科研了。”
 
从中科院物理所博士毕业、转而做科研管理的吴宝俊也自称是科研的“叛徒”,在他看来,在家庭、社会、自身的多重压力下,一些年轻人逃离科研的原因,是身体、精神、理想三个方面的过度透支。
 
科学家的梦想,看上去很美
 
在斯坦福大学读了两年博士以后,潘文颖在想,如果现在让自己重新填一次高考志愿,还会选择基础学科么?
 
“我不知道。”她说。
 
看了程教授的博客,她也回忆起了自己的10年科研历程。从在高考志愿上填报清华大学化学系开始,潘文颖周围就“充满了劝退和唱衰的声音”,家里为此还召开了紧急会议。但她仍然坚持。直至现在,她还记得,刚入大学时寝室里4个女孩儿熄灯夜聊,竟然有3个的偶像都是居里夫人。4年后,潘文颖本科毕业。这3个同学,一个转去读了金融研究生,另一个转去读了医学博士。班里的8个女生中,只有两个将来或许会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其他都在不同的时间点改了行。
 
做一名科学家,曾是很多80后的梦想。“从小学教材里,我们知道了一种叫做‘科学家’的人,他们是崇高的、纯粹的、追求真理的、造福全人类的。”潘文颖说。然而,直到她开始亲身去做科研之后,才渐渐明白:“如果喜欢看电影,你未必要当演员;如果说科学本身是很美的,那么在每天做科研的过程中却未必能够体会到这种美。”
 
钟一然(化名)即将从一所重点大学的物理系博士毕业,他的同学大都做着两手准备:有的考了CFA、CPA,有的在基金、券商实习,有的在面试咨询公司,也有打算去中学教书的。在国外读博士的同学也纷纷读了一半就转到其他的学科,或者拿到硕士学位后,转身去了华尔街。
 
“科研的道路看不到头,博士毕业要做博士后,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只能待两年,如果没有大学聘用你,就得不停地换流动站继续做,很多人做了七八年,也找不到教职。”钟一然说,一方面是科研的枯燥和疲惫,另一方面是高薪工作的诱惑,放弃科研再正常不过了。
 
逃离科研的学生,并非个例。
 
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数学系的就业助理分析发现,如果仅从研究生的就业去向来判断,数学系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金融系。在硕士毕业的25名同学中,有11名进入了金融领域。
 
根据上海某“985”高校数学系连续两年的就业数据,数学系的硕士生中,有超过一半进入金融行业。博士生中,虽然在高校、科研院所工作或继续深造的仍占多数,但毕业后放弃科研的也越来越多。
 
项目的压力,使得学生必须多快好省地干活
 
都说科研苦、科研累,到底有多累?
 
吴宝俊将中科院内大部分研究生的生活形容为“7-11”:一周工作7天,每天11个小时。
 
很多导师要求学生每天早上八九点就到组里,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晚上一般到10点才能离开,至于周末,则是开组会的大好时间。在校园里,不到吃饭的点都见不到什么人——其余时间都“宅”在实验室里。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教员的工资都可以“忽略不计”。2004年回国、进入一所著名理工科高校任教的刘丹(化名)记得,自己当时的工资是税后1600元,8年过去了,他先后带了几十个研究生,但每月工资条上的数字仍然只有2300元,但这些研究生的津贴都得由他来掏腰包。
 
因此,科研走的都是“项目养人”的路子:导师的收入靠项目,给研究生发津贴也得靠项目。
 
“要顺利完成一个项目,才能接下一个项目,所以压力很大,就必须多快好省地干活。年轻人自然工作强度很高。”吴宝俊说,随着大学的扩招,学生“价格便宜,量又足”,遇到有的“变态”导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把女研究生当男研究生使,把男研究生当博士后使,把博士后当牲口使。”
 
在有些研究小组里,导师自己也是工作狂,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除了吃饭之外,不许学生有业余活动,不许上网、听歌、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只许看书、做实验。导师们把勤奋当做取得成绩的第一要素,并期望通过这种工作方式染指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或者至少能评个院士。“很多教授还没拼到能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自己就先过劳死了。”吴宝俊说。
 
学生不但要帮导师做科研,还要帮导师做私事。
 
在中部一所“985”高校数学系读博士的李浩说,导师申请基金、填表格、报账、组织活动会务等,统统都由组里的研究生负责,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帮导师修家里的电脑、订餐甚至接送孩子。
 
“让研究生给导师干私人的活,这是不对的。”吴宝俊说,这既涉及到导师观念的问题,也有制度上的缺陷。欧美的研究组都有工作量的规定,一到下班时间,导师自己也雷打不动地回家,至于让学生去家里修电脑,那是要按小时计费的。相比较而言,中国教授和学生天天在实验室加班,使唤学生的现象非常普遍。
 
精神和理想的透支,一些人就撑不住了
 
除了身体上的压力,研究生更要承担精神和理想上的压力,以及对自己所追求事业的怀疑。如程教授的那名学生所说:“比体力累更重要的是心累。”
 
“科研做起来很郁闷,没日没夜地重复实验、改进实验条件,一开始收效多,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钟一然说,往往是越做越枯燥,越做越没信心。
 
当潘文颖开始做科研后,她就问自己,这是我在懵懂少年时代的初衷么?
 
曾经,她向往的是一种拥有“思维乐趣”的生活。但现在她发现,做科研,细分到每日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做技术。说是在寻找某个原理,而实际上,可能有半年时间都是在不厌其烦地重复实验,优化实验中的各个参数;说是在破解人类基因组和某个疾病的关联,其实好几个月都是在调试一个计算机程序。
 
读博两年,成了她“从出生到现在内心最孤独、最苦闷的两年”。她觉得,自己对除了科研以外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和闲心。每天的生活就是起床,去实验室,与电脑相对无言一整天,然后回家吃饭,继续面对电脑几小时,关掉电脑睡觉,有时候觉得一天都不需要说话,很长时间都感受不到外界的反馈,也感觉不到成就感。
 
在小时候的想象中,潘文颖觉得科学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就像牛顿所说的一样:做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拾到一颗光滑美丽的石子。
 
真正做了科研,她才明白,从19世纪科学在欧洲兴起时,就是一批有钱、有闲的贵族的业余爱好。20世纪以后,科学研究变成了一种职业,像是一项有目标、有计划的规模化生产,同别的任何一种谋生手段并无两样。科研需要隔三差五地申请科研经费,定期接受进展审核,按时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实验室的教授也像是一个小企业的经营者。
 
“于是那个在海边的小孩,不再是因为偶尔捡到块石头而惊喜,而是被告知今天太阳落山之前必须得捡到多少块石头,否则就没有饭吃。”
 
在吴宝俊看来,之前几代教授们有着一种传统思想,认为年轻人就应该一周工作7天。你只要是去谈恋爱了,K歌了,和同学聚会,都属于不务正业,要被批评。因为现在很多四五十岁的教授在他们年轻时就是这么被导师要求的,所以他们也这样要求他们的学生。
 
“一个学生,没日没夜地加班,发了这么多文章,却并没有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得更好。此时,他只能再动用自己理想的力量,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值得的,现在没有回报,将来肯定会有。”吴宝俊说,这时候他的状态,就是一种精神和理想上的透支。这种透支,可以坚持一个月,两个月,说不定也可以坚持一年,甚至两年,但总有他撑不住的那天。“那一天,可能就是他彻底离开科研的日子”。
 
导师不要把学生当成自己附属的脑袋
 
不少网友纷纷给程代展教授留言,说年轻人也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应该尊重他的意愿。
 
刘丹就觉得,程教授用手把手、师傅带徒弟式的方法来教学生,反而会扼杀学生的兴趣和创新,以为给他们规划好的路是阳关大道,但他们的兴趣点可能并不在这。“我最反感的是把博士变成自己附属的脑袋。老一辈的科学家很多都这样,导致学生读博士时发的文章非常多,但到了工作中,过了好几年都不能独当一面。学生不应该在老师的头脑框架中做事情,而是要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用和导师完全不同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刘丹说,自己以前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不读博,也会痛心,但现在他不劝他们了。“我们作为导师,只能给予建议和指导。成功不是只有一条路,要尊重个人的选择,如果他当了中学老师,能够给学校带来不一样的教学思想,影响到更多的学生,也能发挥能量。”
 
程代展也在反思,他觉得,自己的最大错误就是把学生当作了自己的替身,盼着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梦想能在他身上实现。“他是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想法的年青人,我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创造物。我觉得我对他倾注了无数心血和真诚的爱,实际上也许我却成了说一不二的暴君,强迫他按我的意志去念书,去做研究。也许正是这个让他厌倦了科研。”
 
程教授给那名学生发了个邮件,告诉他不管最终选择如何,都会支持他。
 
但与此同时,程代展坚持认为,一个博士生去当中学教师,是一种教育资源和人力的浪费。他仍然期盼,这名学生能后悔得早一点,回到科研的道路上。“如果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放弃对理想、事业的追求,我无论如何不能赞同。年轻人,应当去追求最艰苦,却能让你的生命最闪光、最灿烂的那种事业。”
 
有过类似经历的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一天,在中关村一个著名的培训学校,她发现在橱窗里最显眼的位置竟然贴着一名研究生的照片和大名——这个学生是她亲自推荐保研的,但在不知不觉中,他竟然成了这所培训学校的校长!
 
失魂落魄了一会儿,张海霞接到了这名学生的电话:“老师,刚才员工打电话来啦,我一猜就是您,这些年没有机会向您汇报,我现在也算是为教育作贡献呢!”
 
那天晚上,她彻夜难眠。这个学生一直是奥数、保送等功利教育的受益者,大学时也一直在给人当奥数的辅导老师。“一个多么好的苗子,可是他却早早地把自己抛弃了,用他的聪明才智做着一些可以称为‘教育的囊肿’的事业。”
 
她的另一位非常聪明的学生,一直有着出国深造的理想,也顺利拿到了去美国TOP5大学读博士的OFFER。“闲着无聊”时,他报考了某银行研究生院,没想到考上了。这名学生权衡之下,选择去这家银行的研究生院。张海霞听到有人称赞这名学生为“考神”。她却很气愤:“我不希望他成为考神,而是希望他成为一个科研的战神。”
 
“要成为有价值的人,关键是你的能力、你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贡献要匹配。不是说中学教师没价值,而是有很多人可以把中学教师做的很好,而你完全可以做他们做不了的事情,对社会更有贡献,但是你不去做了,这是问题所在。”张海霞说。
 
她认为,导师对此也是有责任的。很多老师从不关心学生的思想,不了解他们的困惑和迷茫。作为老师,不能只教给他们知识,为他们规划好所有事情,而是要让他们学会思考,从研究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发现自己的价值。
 
“学二代”、“富二代”做科研更好?
 
钟一然说,很多博士毕业放弃科研的人,的确都是因为父母的压力。
 
在吴宝俊读理论物理的10年里,几乎每个人听到他的专业名称后都必问三个问题:1、理论物理有用吗?2、选这个专业好找工作吗?3、你读理论物理,你的爹妈谁来养?
 
对这三个问题,他的答案只能是:1、没用。2、不好找。3、没法养。
 
“做科研就怕后院起火。”吴宝俊说。在他的同学和圈内好友中,能坚持科研的大多是“富二代”、“学二代”,或者既是“富二代”,又是“学二代”。
 
吴宝俊说,有很多教授,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总是谈钱,觉得自己年轻时才拿100多元工资,但是照样做科研做得很开心。但两代人的经济压力是不一样的,上一代人尽管穷,那时房价、物价都没这么高,单位分房,大学也没有扩招,竞争压力小,读完博士就能留校或者有好工作。“现在的年轻人,上来就是300万元的压力,如果你没房,在北京有一半的女生不愿意嫁给你。”
 
“年轻人从上大学开始,一直到读完博士,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吴宝俊说,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有好奇心,而且越聪明的人好奇心越大。如果他从大学开始就一直跟书本打交道,到了研究生期间,他肯定会有欲望去尝试不同的生活,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做科研本来就单调,家里人再不支持,思想就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突破了底线,就去尝试别的生活了。
 
在吴宝俊看来,很多普通的父母都有一个观念:读博士一定要比读硕士挣钱多,读硕士一定要比读本科挣钱多。砸锅卖铁供出来一个博士,他们期望能有经济上的回报,觉得一年挣不了50万元是不可思议的事。结果,发现别人家的孩子读了本科、硕士,出来一年20万元,自己的孩子读了博士,出来一个月只有几千块,就接受不了。
 
因此,没有经济压力的人往往更能集中精力、心无杂念地做科研,同时,他的父母、家人也要有一定的眼光,能够欣赏这个行业的价值。普通老百姓家庭或者农村家庭出身的,则更容易放弃。“最好是既有钱,又有天赋,家里又支持。如果父母要靠你养老,兄弟姐妹要靠你支援,从小向你灌输的理念就是赚大钱,那肯定做不了基础学科研究,即使读到博士,最后还是会离开。”
 
刘丹在和很多美国教授交流时,对方告诉他,10年前,最好的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都争着去美国读博士,但现在,愿意来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因为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学生本科、硕士毕业也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读书毕竟是个苦差事。
 
科研是一个神圣的、创造性的行业,理应得到更好的保障
 
“可能等到10年、20年后,读过书的人都做了父母,他们的孩子要选择科研的时候,他们就会支持了。”吴宝俊觉得,这是一个短暂的历史问题。由于过去几十年历史的原因,造成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低,看不到知识的价值,所以不能理解他们的子女选择科研的道路。而在美国、欧洲,一个医生可能祖上都是医生,一个做物理的好几代都是教授。
 
“做科研和教育,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走科学研究的道路尽管表面上说不论贵贱,只要有天赋、足够努力就能做,但越穷的人受到的压力越大。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从一穷二白到复兴崛起,中间总有一两代是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的,因为要做科学家的理想不是凡人的理想。”吴宝俊说。
 
在许多人放弃的同时,也有人仍然坚持着理想。张宝(化名)即将从数学系博士毕业,在毕业答辩中他获得了第一名,却选择继续做博士后。在读硕士的时候,他“随便考考”就考过了5门CPA,也在基金、券商都实习过,最终,他觉得公司的环境不适合自己。
 
“我还是向往一种自由的生活。相对来说,做科研可以让我不受太多的羁绊。”张宝说。
 
如程教授的那名学生所说,“如果不是我彻底厌恶了科研的话,我觉得科研这工作挺符合我的,社会地位不低,待遇也足够过比较体面的生活了,关键是极度自由。”
 
在吴宝俊看来,科研人员的处境也在慢慢改善。2010年,中科院作了一项对学生生存状况的调查,之后便大幅提高了学生待遇。在物理所,现在普通博士生的收入一个月能达到3000元,不用缴税、扣保险金,比讲师的工资还高。博士后的工资则从项目组里出,平均一年8万~14万元,有些能拿到18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科研的人就更有底气了。有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加上导师观念的进步,年轻人才能安安心心做研究,以后做科研的人,应该会越来越顺当。”
 
“科研是一个神圣的、创造性的行业,理应得到更好的保障。”刘丹说。 (原标题:科学家梦想:面对现实如何安心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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