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新生来说，在学院楼里走动时，“一不留神”就会见到那位高个子老师——他们的“院士院长”席南华教授。
实际上，这所大学里将充满这样“惊喜的偶遇”。一个月前，中国科学院大学更名后首次开学典礼上，席南华、高鸿钧、万立骏、朱日祥、傅伯杰、康乐、李国杰、吴一戎、李树深9位院士，接过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白春礼院士捧上的学院院长聘书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绝不是名誉而是就任实职”。
豪华阵容的背后，意味着新征程的开始。在这个开创了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地方，当岁月的脚步走过一甲子，中国科学院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又将有所作为。
这所新近更名的大学被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简称——“国科大”。在刚刚举行的国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中科院相关部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分院及研究所的300余名负责人汇聚一堂，为国科大发展出谋献策。校长白春礼院士更是亮出16字的办学理念：“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
“服务国家、价值所系”的理念浸润在无数的细节中。
就在9月初，这所大学迎来更名后首批研究生之际，在校园内4400平方米草坪上，校长白春礼突然放下手中的讲稿，注视着面前的3700多名新生。
“同学们，看到今天的你们，就想起30多年前的我自己。”他说。
1978年，中科院研究生院刚刚成立，白春礼成为第一批学生，并在其后30余年里见证了这所学校的发展与变革。而在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他讲起了一件往事。20多年前，就在这里，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曾对集会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当中能够有人，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诺贝尔奖！”
那时，躁动的会场瞬间陷入一片沉静。如今，白春礼面对着国科大的第一批学生说：“快30年了，周院长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今天，我把承载着中国科技界几十年夙愿的这句话，送给你们！”
事实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们一直走在科技报国的前沿。在嫦娥奔月、神舟飞天、蛟龙入海等中国最尖端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总有国科大师生的身影。
在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款通用CPU“龙芯一号”的研发团队中，国科大在读研究生占到一半以上。
巨大的科学成就得来并非偶然。一位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学生曾感叹：“走进任何一间教室，讲台上都可能是一位院士或某个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在国科大，直接参与研究生指导工作的两院院士多达300余名。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自2000年开始，还越洋请来25位外籍科学家驻所授课，其中不乏来自斯坦福、密歇根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顶级院所的学者。英国《自然》杂志在报道这件事时甚至感叹：“上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生教育。”
但学生并非仅仅被局限在大师的课堂里，这里还拥有独特的“两段式”培养模式。第一阶段学生集中在北京校部进行为期一年的基础课程学习；第二阶段则前往中科院分布在全国的100多个研究所跟随导师进行论文研究和科研实践。
白春礼还记得自己2005年夏天前往西南喀斯特山区考察时，意外地遇到中科院的学生。他叮嘱学生们，在这里工作学习将成为人生的宝贵经历，“大家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各地的壮丽山河间”。
在这样的“大学校”里，迄今为止，国科大前身中科院研究生院已经培养出9.97万名毕业研究生，其中包括4.71万名博士。
与新中国同龄的中科院，早在诞生初期，就被赋予了为国家科学事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1950年，周恩来总理曾指出：“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去年说过，只要整理工作有了头绪，就会感到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次年，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发文，正式开始实行统一招收研究生，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开创。文件规定，中国科学院为培养科学研究人才招收研究实习员。1955年，周恩来签发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称：“正规的研究生制度的建立首先由中国科学院开始。”当年的招生委员会则由贝时璋、竺可桢、钱三强、钱伟长等科学家组成。
直至1977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公布了中科大研究生院在京成立的消息。自那以后，中科院为国家培养了学号为“001”的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第一位工学博士、第一位女博士。历届毕业生中，已有103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位于北京长安街西沿线玉泉路的校部内，教学楼顶如今装上红色的“国科大”3个大字，而在此之前，中科院研究生院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研究生院。
9月23日，国科大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邓勇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子，说道：“我们一直在想，国科大还应该为培养国家高素质、高层次人才作什么贡献？”
邓勇坦言：“在人才问题上，中国目前仍然是‘要饭吃’。”白春礼则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中指出，之所以给予这所大学“国科大”这样“响亮的简称”，“就是提醒我们，要时刻铭记国家赋予的重大职责和使命”。
胡锦涛总书记7月7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现在起，到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形势非常紧迫，任务十分艰巨。”
作为已经为国家培养了近10万名研究生的高校，国科大的管理者们坦率地说：“学校历经几十年风雨，更名只是一个点。我们不是只把帽子换一换，也要对体制机制有所改革。”
这也意味着，未来国科大将承担更多“教育”职能。
国科大以德国洪堡大学为榜样。这所建立于1810年的大学坐落在柏林，创办者、普鲁士教育改革家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对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这所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而洪堡所提出“通过科学进行教育”的理念也一直影响着国科大的管理者。
国科大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由国科大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了132场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为理工科学生打开了另一扇窗，在这里，他们探索公共外交、公共政策，甚至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与文化”。学校为导师开设“上岗培训班”，如今已经有4000多名导师接受过培训——正如国科大副校长马石庄所说，“做老师和做科学家不是一回事，做科学家只是可能成为老师”。
国科大最在意的是教育品质。目前，国科大师生比例约为1∶4。一条红线更是悬于其上，“一名导师所带研究生绝不能超过9名”。
因为被学生喊了一声“老板”，一位教授“板着脸”把学生数落了一顿：“导师就是导师！”还有学生记得，数学科学学院执行院长、教授郭田德办公室的门“总是半开着”，学生如果想要请教问题，随时都可以推门而入。
2007年，学校在一份文件中写明：“只要要求正当，不需要导师签字，学生可以随时转导师。”在中国高等教育界，这也是首次明确学生可以“炒导师”。一位校领导曾笑着回忆起，当时，白头发的教师反对，黑头发的教师支持。但这一规定还是得以通过，原因只有一个——“不能让导师权力无边”。
自今年7月更名后，“国科大”3个字正驱策着一种变革的力量。但对这座校园里的学生来说，许多东西从未变过：在食堂吃饭时，坐在邻桌的仍然可能是书记、副校长；每年初秋上午在草坪操场上举行的开学典礼，仍旧是校领导们迎着灼日笔直地站着发言，而学生们背对阳光静静聆听。
开学典礼，就是他们在这所大学里的“第一课”。去年此时，白春礼曾讲过另一件往事，与钱学森同期归国的科学家、“两弹一星”的元勋郭永怀，曾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的故事。1960年，郭永怀开始负责我国核工程的力学研究部分。1968年，他搭乘夜航专机从酒泉基地飞回北京，因大雾失事不幸遇难。同机唯一的生还者后来回忆，当飞机出现险情时只听过一声高喊：“我的资料！”清理现场时，人们发现了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遗体，那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紧紧夹着一个未被烧焦的公文包。包中相关热核导弹项目的试验数据等重要技术资料，完好无损。
“今天，我给大家讲这段故事，就是希望同学们记住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前辈们，并像他们那样，牢记责任和使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拼搏奉献中，争取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人生！”
当白春礼迎着阳光讲完这个故事时，台下响起了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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