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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峻：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盼“落地开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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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惠钰
由国家科技部批准、联合基因科技集团设立、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承办的“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是生命科学领域由企业设立的第一个奖项。近日，第五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评选结果终于揭晓。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孟安明分别荣获“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许田、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党生等9名学者分别荣获“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还首次设立了产业化奖，由抗体药物国家工程中心主任郭亚军获得该奖。
尽管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正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但技术成果产业化却并非易事。本报就如何加快生命科学成果转化等问题采访了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谈家桢生命科学奖”管理办公室主任崔峻。
《中国科学报》：“谈家桢生命科学奖”今年新增了产业化奖，而往年只有成就奖和创新奖，对于奖项的设置是如何考虑的？
崔峻：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生物产业被列为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对产业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用于重大疾病防治的生物激素药物、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化学药物、现代中药等创新药物大品种的产业化。所以，生命科学不但要作基础研究，更要在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另外，谈家桢是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以谈家桢命名该奖项就是为了秉承谈先生对生命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激励我国生命科学工作者不断创新，促进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产业化。设立产业化奖项也是为了鼓励那些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科学家们。
《中国科学报》：郭亚军为何能够获得产业化奖？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怎样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崔峻：郭亚军一直致力于肿瘤临床治疗需求的研究，而且系统研究了机体对肿瘤的主动免疫防御机制，发现了有价值的肿瘤被动免疫治疗靶标，并建立了人源化抗体药物创制平台，研制出抗体靶向治疗新药物。可以说，他推动了从临床基础到应用的肿瘤转化医学的发展。
他研制的新药物商品名叫益赛普，是国内上市的首个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的TNF拮抗剂，也是“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里第一个产业化的单克隆类药物，目前该药品累计销售额已经过亿。
《中国科学报》：其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又会对整个生命科学带来怎样的影响？
崔峻：陈润生院士是我国以基因组为对象进行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先行者，他提出的密码学方法，不仅解决了人类基因序列组装的难题，还发现约680个新的基因和新的硫代谢路径。此外，他在生物大分子结构模拟和电子结构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孟安明院士率先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DNA指纹技术引入我国畜禽遗传育种领域，建立了主要畜禽的DNA指纹图谱分析平台，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另外，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郑永唐教授建立了国内最完整的从分子、细胞到灵长类动物模型整体水平的HIV研究技术平台等等，可以说，他们的研究都对整个学科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报》：据了解前几年一直没有产业化奖的合适人选，请您分析一下生命科学研究成果难以产业化的原因是什么？
崔峻：首先，一个新型生物技术产品的形成与发展涉及到三大要素：雄厚的资金投入、优秀的产品开发以及市场准入。在产业形成过程中表现为长周期开发、大资金投入、高风险和一旦成功后的巨额利润。
目前在产业化过程中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大资金投入与产品开发周期长之间的矛盾。不论是生物医药产品还是农业植物、畜禽良种的开发，由于技术本身的特点，短者需要2~3年，长者需要5~8年的开发周期。从目前情况来看，投资者大部分都缺乏长期的耐心和持久力，造成许多产品在开发过程中，由于后期资金不能持续而被迫停止；二是即便产品开发成功，但由于现行的许多监管条例不能适应生物技术高速发展，产品在市场准入方面产生滞后，使得许多产品不能迅速进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阻碍了产业化进程。
《中国科学报》：对于推动生命科学领域产业化进程，能否提出合理的建议？
崔峻：我觉得，首先应建立政府主导的生物技术产业化引导风险基金，正确引领产业化方向，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前期产品的研发，同时在研发长周期的关键阶段给予资金支持，帮助科学家完成整个开发过程。
另外，与市场准入相关的部门还应加快适应生物技术高速发展需求的法律、条例的建设步伐，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缩短产品上市的时间，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市场保护，使研发——转化——市场这一循环能够良性、高效运转。
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其他技术不同，在应用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如基因隐私、转基因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而这就需要政府、媒体正确、及时的积极引导，寻找科学对策，从而保障生命科学的成果得到正确应用，造福人类。
《中国科学报》 (2012-10-16 B1 生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