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甘晓
“科技进步贡献率”常用来定量衡量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表征科技发展对经济社会支撑引领作用的重要指标。比如我国就提出，2020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但遗憾的是，这一指标正面临被滥用的危险。
在近日举行的以“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第S16次学术讨论会上，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透露，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是一个分析和测度指标，但不少地方正将其用作区域比较和地方业绩考核。
不测总量测增量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国际上也称之为“多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这一指标反映了广义的技术进步，不单指“技术变革”。“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角度，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不完全来源于技术进步，还包括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高昌林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从定义上看，科技进步贡献率是在经济增长中，除去资本和劳动因素外，由科技进步等其他因素带来的经济增长所占份额。高昌林强调：“这是在增量而非总量中考察技术进步所发挥的作用。”
因此，专家们一致认为，对这一指标进行横向攀比没有意义，它更适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纵向比较。比如，我国东部地区科技、经济和社会均相对发达，增量本身较小，由此计算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数值便可能较小。
事实上，有测算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比中部地区还高。例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管学院李兰兰测算了1998年到2007年间全国各省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结果显示，西藏自治区该指标超过湖北、安徽、湖南等多个中部省份。这一测算结果发表在2011年4月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所以，科技进步贡献率的高低并不能和技术先进与否、经济增长质量好坏等同起来。
测算结果差别大
在经济学范畴内，用定量的方式研究经济增长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便开始兴起。1927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与数学家柯布合作提出CD生产函数，揭示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量化关系。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此基础上提出“索洛余值法”，成为学术界广泛采用的测算原理。
1982年和1984年，世界银行两次考察中国并对我国1952年到1982年间工业中的技术进步贡献进行了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一概念也由此进入我国技术经济专家的视野，并开始了针对这一指标的实证研究。
不过，纵观过去的研究，即使是相同阶段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有时也会相差10个百分点左右。例如，原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狄昂照在1994年对我国1979年到1997年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结果为47%，而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张军的测算结果则为28.9%。
高昌林解释：“不同模型和变量的选择都会影响测算结果。”与会专家认为，目前很难有一套统一标准，让各具特色的行业和地区都采用同一种算法。
例如，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徐萍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交通行业产出是旅客和货物的位移，传统的指标是旅客周转量与货物周转量。“但测算方法改进后，我们用运输服务的舒适和通畅、高效方面的相关统计指标的换算对运输周转量进行了修正。”
在变量意义不同的前提下，测算结果也无法进行横向比较。
强调知识的力量
目前，学界有关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算法众说纷纭。在高昌林看来，作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代表的索洛模型存在一定缺陷。“随着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内生的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他说。
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研发、工业设计、员工培训、市场营销等多数类型无形资本在GDP核算时不计入资本账户，因此采用经典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会低估科技进步的贡献。
因此，高昌林课题组认为，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应引入研发、人员培训、广告等无形资本的数据。不过，这增加了测算的难度。尽管我国科技统计制度能提供较为详实的研发数据，但对于品牌声誉资本、企业员工培训支出、企业组织资本等难以获得相应统计数据。最终，课题组通过参照其他国家的数据对我国无形资本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1%，预计2015年可提高至55%。
与会专家认为，引入无形资本的测算方法强调了科技创新中知识的力量。
《中国科学报》 (2012-10-10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