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洪蔚
2011年是一个值得科学界肃穆回首的一年，一位又一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离我们而去。
每次当一位杰出英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总会留给我们一些可供传承的财富。而2011年辞世的科学家，他们中很多人，用一生造就的是一个科学时代，他们无愧于中国科学的历史标志这一称号。
当这些科学史的标志，一个又一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他们在时代中磨砺出来的优秀品格，是否也随同他们一起离去了呢？
为了人民的科学
1947年，当罗沛霖带着生平第一套西装和500美金，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他执行的是党的一项“秘密任务”——学习电子。
此时的罗沛霖已经35岁了，自言在学习上比不了年轻人。然而，他还是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从早年奔赴延安，在延安创建通信材料厂，用电台支援抗日，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士科学家”是人们对罗沛霖的经典总结——战士、博士、院士。他在科学史上留下了“红色科学家”声誉。
1950年，就在罗沛霖完成了秘密任务，准备回国的时候，正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的朱光亚，也正要起程奔赴新中国，他在起程前，撰写了《致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对留美同学发出了热情号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们”，“现在我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自己的人民吗？”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随着时代的不同，更新着对科学与国家的认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科学救国”，再到罗沛霖、朱光亚这一代科学家，他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科学使命，明确提出了“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科学使命。
回顾那一代科学家的科学历程，为了国家的需要“几度变化专业方向”的情形，出现在很多科学家的经历中。2011年1月，分析化学、半导体化学家沈天慧辞世，熟悉她的人说：“在数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她三改专业，以一生的行动，实践着自己对党、对祖国诚挚的爱。”
在“自由探索”与“国家需求”之间，他们坚定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生前曾说：“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这或许是对那一代科学家科学人生的平实、真切的总结。
新中国的拓荒者
1958年，当施雅风第一次登上中国西部冰川时，他开拓的是一片名副其实的荒芜国土。几年的时间他足迹遍布天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前后24年，他编写出了世界唯一一部冰川编目——《中国冰川目录》，被称为中国冰川之父。
回首2011年辞世的大师们： 董玉琛，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黄翠芬，我国生物工程奠基人、我国基因工程创始人；王大珩，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吴阶平，中国泌尿外科的先驱者；罗沛霖，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新中国的科学在他们的手中，从无到有地创建、发展起来。
此外，更多的“研制第一台（架）XX”、“创建第一家XX”、“填补我国XX空白”的字眼，留在了在2011年离去者们的身后。
有人说王大珩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光学的成长史”，在70岁的时候，王大珩曾自填一阕道：“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
1948年，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从国外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中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直到今天，在中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战略科学家
2009年，杜祥琬主编了一部朱光亚传记，称朱光亚为战略科学家。2011年陨落的大师中，享有这个称谓的不只朱光亚一人，罗沛霖、王大珩都曾被称作战略科学家。
在杜祥琬看来，朱光亚不仅是核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不仅为我国核武器、为我国国防科技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科技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863”计划、“中国工程院”这些中国科技界已经不可缺少的“词汇”，就是在这些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横空出世的。
1986年3月，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针对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提出：要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
如今经过20多年的实施，“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的起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高技术研究发展的一面旗帜。
在度过了“拓荒年代”后，随着中国科学的稳步发展，很多老一代科学家，都把完善中国科学的组织建设，当做一种责任。
罗沛霖生前回顾自己一生时，“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催生了中国工程院。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就中国科技界当时的认识而言，对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及基本技术的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对技术科学的理解就谈不上那么清晰了。
从1978年，罗沛霖就开始思考成立中国工程院的事，上世纪80年代，他多次撰文在媒体上介绍国外相关经验。1994年他正式起草给中央的建议，并联合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共同提交。
在6人的倡议下，1994年5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技史上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对此，罗沛霖生前曾说：“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老科学家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成就了人生得意之笔。”
女科学家的道路
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在北京逝世。对她的一生最多的评价是“低调，淡泊名利”。有人说，在钱三强的光芒下，她作为科学家的光辉被遮蔽了。
在筹建“两弹一星”团队时，人选名单里原本有何泽慧，但因为她是钱三强的夫人，又是女性，最终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
“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是钱三强为中文版《居里夫人传》所做序言里的一句，在这句话之后钱三强写道：
“在科学的道路上，有时，特别是妇女工作者，可能会遇到不应有的压抑和歧视，但只要有信心，有脚踏实地的忘我工作精神，保守的枷锁和禁锢是打得破的。”
1980年，何泽慧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成为我国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的居里夫人”，她自己的人生就是对钱三强所说的“信心与忘我的工作精神”的注解。
2011年还有4位杰出的中国女科学家走完了自己“脚踏实地”的科学人生，她们是：王涛、黄翠芬、沈天慧、董玉琛。
女人做事业很难，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18岁时何泽慧打破禁锢冲进了女人的禁区，进入清华大学攻读物理；26岁时，她又突破了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实验弹道专业不招外国人、不招女生的防线。
然而，就是这些打破了种种“枷锁”，冲破了种种“禁锢”的“女生们”，给人们留下的却是“纯净”、“安详”、“低调”、“温暖”的感受。
熟人都管黄翠芬叫“蜜蜂妈妈”，他们说：“她内心的从容、宁静你只要走近，就能感觉到。”从求学到科研都曾经历种种艰难的沈天慧，则有着一种“让人崇敬和亲近的魅力”，“就像一个邻家的祖母”。
她们用自己的人生，成功地塑造出中国一代科学女性的雕像。她们用坚韧、淡定的品格，开辟了中国女性的科技道路。
杰出科学家的品格
杰出科学家离去，当我们自问：“谁可以接过大师的衣钵”时，最难的也许是传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磨砺出来的优秀品格。
翻开1965年的《中华外科杂志》，《精囊肿瘤》一文作者署名只有“郭应禄”一人，当时的郭应禄是吴阶平的研究生。
当年，吴阶平为一个来自武汉的病人进行手术，郭应禄也跟着来到了手术台。术后，郭应禄写了一篇论文，请吴阶平指导。论文完成后，吴阶平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每次说起这件事，郭应禄都感慨万千，“我当时就是参加者，后来整理了材料而已，没想到最后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虽说王大珩的一生就是中国光学的成长史，然而他生前最不满的就是总有人称他为“中国光学之父”，“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他们？”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光学学会加入了国际光学学会后，不少人举荐王大珩出任国际光学学会的领导。王大珩婉拒道，他从解放后一直从事科技组织工作，很少具体参加科研工作，很少发表文章，学术上在国际影响不大，还是推荐学术研究有成就的人去担任。
现在，提起“863”，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大手笔，大资金，乃至大回扣等充满铜臭味儿的字眼，知情者评价说，这多少会让它的倡议者王大珩等人心寒。
2011年去世的科学家们，很多年逾90，他们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当中国科学的拓荒者们，一个接一个离去的时候，我们脚下的大地也日渐丰饶。
中国科学从无到有，在他们手中成长起来，他们可以笑对自己的人生。而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科技强国”的梦想，却远没有终结。他们把这个梦想，留给了我们。有人在网上写道，愿大师们“天堂安息”——或许完成未竟的事业，恰恰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他们不是明星
在2011年人们哀悼一位又一位中国杰出科学家辞世的时候，也有一种愤慨的声音同时响起：“为什么大师们走得那么安静，为什么明星们的绯闻，比大师的离去更让公众关注？”
在这种愤慨声面前，我总感觉愕然：为什么要把“大师”和“明星”相提并论呢？
所谓明星，就是那些可以娱乐大众的人。科学不是用来娱乐大众的，科学家的人生，也不具备大众娱乐性，更不是用来供媒体炒作的。
有人回忆何泽慧说，她冬天总是一件老式棉布袄，她的家居陈设简陋。——这样的生活，应该不会给大众太多的谈资。
他们的光芒是内在的，他们默默无语地离去，和他们默默奉献的一生，也应当是相符合的。
送别他们最好的方式，不是喧嚣，而是肃穆。肃穆和敬意——或许就足够了。
接下来我们应该想想，怎样继承他们留在身后的事业？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1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