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华珍
1978年，邓小平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十年浩劫，科研设备年久失修、人员也分散各地，原来研究所的基础设施已荡然无存，一切从零开始。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国外的水平，绝非易事。
十年“文革”，我找不到科学杂志，对什么是生物科学领域的前沿，全然不知。那时没有网络，只能从CA（化学化工及其相关学科的一种文献检索工具）中一本本查看。我本想重操旧业，看蛋白质方面的文献，却发现许多新颖的报道，一些蛋白质都镶嵌在细胞膜上，具有千变万化的结构和功能，这些丰富多彩的图片，看得眼花缭乱，使人神往，想作一次大胆的尝试，于是向系领导提出建立生物膜研究组。这一提议虽得到系领导的支持，但白手起家，连最简单的试验仪器都没有，也没有经费，没有人员。
后来系里送给我一些玻璃器皿，还有一台分光光度计，分配了一个助教，就这样开始了研究。由于红细胞取材方便，我们就从红细胞膜结构与功能开始研究。该方法较简单，但一毫升红细胞要加20倍的破膜液，每次做几百毫升红细胞，就有几千毫升溶液，才能得到几毫升的膜，我们没有大型冷冻离心机，只有抬着大桶到北京大学制药厂去离心。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大家都很振奋，但申请怎么写却一无所知。我想作理论结合临床的研究，就与协和医院血液科联系合作，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写好题为《红细胞膜结构功能与溶血机制》的申请书。没想到得到9万元的资助，高兴之情难以言表。
那时的9万元可以买许多仪器。拿到钱后，我们首先买的是大型冷冻离心机，从此不用长途跋涉去北大离心了。其次是买了一台自动收集器，免去了人工一管一管的收集之苦。科学基金的资助解决了许多燃眉之急，大家都很高兴。
有了仪器，但我们的理论知识及试验方法都无法与国外相比，最好的办法是请国外专家来讲学，办学习班，培养我们的队伍，但我们没有钱去请专家。这时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一个项目可资助与国外的合作，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目前国内膜研究的需要写了申请。结果又如愿以偿，得到了专家交流费用的资助。
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们办了两次短期学习班，第一期请到两位美籍华人，一位是研究膜脂的赵崇义博士，另一位是研究膜蛋白结构的刘士均博士。第二期请了美国研究红细胞膜的专家Lubin博士和Shoet博士。他们对膜的理论及研究方法，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在知道我们缺乏试验设备时，他们还带着做蛋白分析的毛细管电泳的管及测膜脂的薄层层析用的硅胶板来作示教，又教我们如何自制硅胶板。
有了这两次的学习班，我们组从膜的理论及试验方法上都有了不少的提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以后，还有严格的中期审查。每次基金委管理人员都积极请专家来评审，专家们评审后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意见，并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我们也认真听取专家意见，虚心改进。
近30年过去了，每想起这些往事，都会感慨万千，在艰苦的岁月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如阳光雨露，滋润着多项研究课题，培养它们生根发芽，有的已开出绚丽的花，有的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些课题为祖国的建设、造福人民贡献了力量。我衷心希望自然科学基金越办越好，培养更多的种子，结出创新的果实。
（作者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11-09-26 A4 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