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4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在内的6人，实名举报农大原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中国农业大学宣传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涉事人士均已退休，所以举报属于其个人行为；被举报的石元春院士则认为，举报信内容是恶意诽谤、捏造事实，并委托律师发布网络声明，郑重要求举报者道歉。
中国农大的回应和石元春院士的做法，都把有关学术不端的争端导向“个人事件”。然而，仅仅因为举报者和被举报者已经退休，就可以把学术举报变成个人恩怨，让双方自行了断吗？而石元春的自我维权，又能还其学术清白吗？
参照既往对类似事件的处理，把本该通过学术途径解决的学术不端事件，交由双方个体解决，是十分错误的选择。一般而言，在一个健康的学术管理体系中，如果出现学术不端举报，被举报者所在的机构，应该启动独立的学术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处理。经过调查，如果没有学术不端行为，被举报者既能得一个清白，还可根据调查结果，按照法律程序起诉追究举报者的法律责任；而如果据调查，被举报者确有学术不端，则必须做出处理，比如取消学术头衔、学术资格等，如有必要，还应加以行政处理。另外，如果被举报者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则需要纳入司法程序，追究刑责。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法律的归法律，不可越界混淆。
但在实际操作中，涉事机构却多半选择“不知情、不调查、不处理”，经常“失声”、“失效”。公众期待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学术机构却往往是“零处理”。针对石元春院士学术不端的举报，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出现，但中国农大却一直未予处理。
此外，是否启动学术调查，往往没有依据学术规则，而是由行政领导拍板决定。由于学术成绩服务于眼下政绩，行政力量有时甚至会成为学术不端的利益共同体，要启动调查，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没有权威的学术调查机构给被举报人一个说法，没有学术自治的生态，“打骂学术”和“拳头学术”也就随之出现，制造令人不堪的闹剧。如此种种，学术不端越发成为侵蚀学术肌体的毒瘤，使其公信力每况愈下。
要遏制学术不端以及其处理方式的异化，必须实行学术本位管理，打破利益共同体，构建学术共同体。不少人认为这项工程涉及既得利益方众多，难于下手。而实际上，处理每一起学术不端，就是重构学术管理体系的契机。以眼下这起院士成为争端双方的事件来说，如果中国农大、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高度重视，及时启动学术调查，在终结这一起长达十余年的学术不端之争的同时，也能开启新的学术管理制度的建设。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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