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干旱草原食物链和游牧文化，两者互为依存，唇亡齿寒。在学者们看来，任何违背这一客观现实的人为扰动，都将给草原带来厄运。
“十年浩劫”给牧区绿色生产生态系统造成的致命创伤未能医治；草原牧业陷于恶性循环仍在继续；牧民收入与农区相比，差距加大；外来开垦草原压力日益加大；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长期失策；中央正确决策与法律屡屡落空；走偏政策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大等等，使得牧区旧账未清，又添新债，问题叠加，矛盾交错，构成当前牧区的重重危机。
日前，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委员会主任李毓堂，向《科学时报》记者罗列了当前牧区存在的种种问题。
李毓堂所举上述现实，也是一周前召开的全国牧区工作会议所要着力解决的一揽子问题。距上一次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召开，已时隔24年。
“各方对第二次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寄予很大希望。”李毓堂表示。
而据《科学时报》记者从多位专家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牧区生态和社会问题积弊已深，牧区政策正期待改变。
脆弱的草原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蒙古族学者谈道，内蒙古的游牧文化正面临消亡，他预计也就是8～1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
北方游牧文化所在的区域，降水量低而变率大。
学者王明珂介绍，降水量低导致不可能有稳定的农业，人类只能靠草食动物将不可食的草类转化为可食的乳与肉。而生态系统低下的净初级生产力，只能支撑稀疏的人口。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而在内蒙古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
降水变率大导致生态系统的产出在时空分布上高度不确定。干旱时寸草不生，一场雨下来就郁郁葱葱，而何时下雨，下在哪里，难以预测。再加上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低下，一片草场经不起畜群的长期啃食、践踏，人们不得不抛弃定居，转而“逐水草而居”。
内蒙古土地面积占中国的11%，水资源只占全国的1.9%，400亿立方米地表水中的80%在东部。
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干旱草原食物链和游牧文化，两者互为依存，唇亡齿寒。
并且，“内蒙古全部的水资源用于生态，是内地的生态屏障。”在草原生活了40年的陈继群向《科学时报》记者介绍。
陈继群是一位职业画家，曾在内蒙古插队多年，目前是“曾经草原”网站站长，多年来从事草原普法工作。
对比40年前后内蒙古地区荒漠、林地、草原示意图，能看到随着人口激增、游牧民的定居，耗水型工业的发展，食物链和生态系统已被破坏，食草生物数量膨胀，占用了大部分原来的生态用水。
2006年官方数据显示，“内蒙古从事农业的人口超过了1500万，内蒙古农业用水比例占87%，生态用水只占3.8%……到2010年工业用水比例将由5.06%提高到18.4%……”
陈继群认为，水资源占用已经影响到最后的天然草原，比如，乌珠穆沁草原和乌拉盖水系就出现了问题。
乌珠穆沁草原是内蒙古大草原的缩影，十年来这片天然草原也发生了土地荒漠化明显趋势，湿地消亡造成植被负向演替，湖泊干涸出现沙尘暴肆虐的状况，给牧民生活造成巨大损失。研究该草原生态和乌拉盖水系的关系，它们的变化及发展趋势，对内蒙古土地荒漠化的场景和原因，会再现一个活生生的参照系。
亚洲的草原集中在中国内蒙古和蒙古国，相比北美洲和澳洲的草原生态系统还算完整。蒙古国的原住民还基本保持着游牧的生产方式，但是内蒙古地区的牧民已经定居十二三年，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彻底改变，由此，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系统变化明显。
游牧文化对草原的保护体现在游牧民的生活习惯和800年的成文法中。《成吉思汗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保护草原。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对全家处死刑。”第五十八条：“保护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中。”在游牧民文化中不会伤害草木。
陈继群表示，内蒙古地区不适合开荒。一是因为无霜期短，即使开荒也只能是沙地。二是水少。从清朝开始，牧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开荒，从而不断从牧民变成农民。如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有2400万人口，差不多100个人才有一个是牧民。游牧文化支离破碎。
而近代内蒙古草原，由于人类垦荒、开矿、侵占水资源而破坏植被和水资源，导致了荒漠化。
按照联合国的英文原意，每年6月17日为“世界防治荒漠化日”，但是在中国这个日子变成了“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多了“防治干旱”。
陈继群表示，气候干旱是无法“防治”的。当前在“防治荒漠化”口号下甚至出现了奇怪的“治理”方法，比如打着“治理”的名义违规圈地、开垦牧民的优质草原去种树种草；比如把现存草原上最后的地表水资源截住，去发展火电厂。这种假治理、真破坏的行为，尤其是后一种违规、侵权的做法，只能造成最后的草原和湿地的进一步荒漠化。
还剩多少时间？
“内蒙古现在的七大沙漠沙地，原本是最好的草原。照此下去，草原的整体崩溃还剩多少时间？当一些盟委领导干部成为开矿老板的‘打工仔’时，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草原破坏？”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海山，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语间满是对草原前景的焦虑。
从国家草原法颁布以来，内蒙古草原破坏不但未能制止，反而加剧蔓延。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对草原的破坏，主要来自开垦务农、挖药材、搂发菜等，90年代末以来主要是开矿毁草。
海山痛心地说：内蒙古全区GDP增长连续8年全国第一，生态极其脆弱的内蒙古竟成为全国粮食调出大省，“官商联盟”及其零风险的巨大经济利益，莫不是以草原生态破坏、牧民贫困化为代价的。
然而，海山表示，一些部门和既得利益者，却以“山羊刨食论”、“粗放经营论”、“传统游牧论”、“超载过牧论”等罪名，把草原生态破坏的责任加在牲畜和牧民头上。
近十年来，政府在牧区推行“退牧还草”、“禁牧休牧”、“公益林封育”、“定居定牧”、开矿征占草原、“移民专业”等政策，迫使牧民在极短时间内以不到市场一半的价格出卖牲畜，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和生产成本提高，导致一批批牧民贫困化。
无经营能力的破产户占到牧户总数的10%以上，其草场被“流转”到非牧户手中超量发展牲畜。据2009年呼伦贝尔市呼伦诺尔嘎查调查，无畜牧户占到牧户总数的50%以上，非牧业户牲畜占到牲畜总数的75%。目前全区非牧户牲畜占到牲畜总数的1/3以上。
海山认为，从内蒙古历史考证和科学发展规律来看，把草原破坏和退化归咎于牲畜超载过牧，是不恰当的。据专家考证，13世纪时，蒙古高原的家畜与野生动物数量比现在多得多。所以，用1949年牲畜头数（长期战乱的最低数）来比，说现在增加多少倍因而超载过牧，是错误的。据美国草原学家研究，草场退化与牲畜头数无关，而与放牧时间有关。
任继周院士发现，放牧与牧草生长具有互动规律：草场放牧两周，可刺激牧草再生，生产力翻番；时间过长就破坏草原。牧民的传统放牧时间，在一个放牧区不超过15天，是不会造成草原退化的。牧民说：“草原不怕牲畜吃，就怕践踏。”定居定牧牲畜集中踩踏，才会造成草场退化。
海山也特别谈到了当前实施国家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中的问题。这一政策在内蒙古要求的条件是：每户牧民只能养5头牛25只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会造成牧民生活质量大幅下降。”海山说。
根据当前牧民生产生活保障需求，每户经营的牲畜“门槛规模”头数须有150～300只基础母羊，加上后备母羊需要300～500只羊。低于这个规模就破产。这是无畜户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如果不顾这一实际情况，硬性推行“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规定的条件，会使牧民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在调查中，一些牧民也向海山反映：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是否能真正成为国家意志？对草原造成重大破坏的官员是否也应追究责任？现行的这些政策，如何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边疆稳定和几百万各族牧民的生活？
规律决定一切
曾在农业部具体负责草原工作，并从事牧区草原工作60年的李毓堂，对草原的过往有很深刻的感受，也给出了特别的提醒和总结。
在回顾建国以后国家制定、实施牧区方针政策法规的正反经验后，李毓堂表示，历史事实表明，对牧区战略地位和特点规律的认知，是能否正确制定实施牧区政策的基础。李毓堂强调，牧区政策的制定尤其要认知以下一些情况：
其一，牧民素来追求“水草丰美”、“人畜两旺”理念，牧民为了自己的生产生计，历来是保护草原优良生态的最积极因素和最有力的维护者。
其二，牧民为了持久维护绿色生产生态循环系统，在草原畜牧生产上采取了分区游牧、逐水草而居的方式。按照时空条件，把草原划分为夏秋场与冬春场两大类（新疆的春、秋场则在两类草场过渡带）。
这一生产方式，保障了牧区绿色生产生态系统的持久良性循环。尽管有时由于气候反常，使系统暂时遭到损害，但经过人的抗灾和天时转化，都会很快恢复生机。目前，牧区草原生产生态系统所以走向恶性循环，主要是“文革”以来大规模人为开垦破坏草原造成的。
其三，草原生态保护建设需要同人类活动牧业生产相结合。
牧民通过放牧家畜促进牧草生长和优存劣汰；通过人畜代谢，为土壤不断输送养分；通过利用水源浇灌草原；通过对野生动物植物、微生物的保护，维护生态循环和生物多样性；从而全面有机地保护着草原生态。
李毓堂表示，由于缺乏认知，近些年来一些部门决策者在制定或实施牧区政策时，往往不顾牧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照搬农区经验；不注重发挥草原资源和牧民经营牧业的优势，而采取逆向演变方式处理牧区发展问题；不能从以人为本出发，尊重牧民是草原主人和生态维护者的地位，而是把牧民当做有碍“草原生态”的对象；由此制定的转业、减畜、禁牧、移民等措施，必然同中央历来的科学决策相抵触，产生不良后果。
《科学时报》 (2011-08-19 A3 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