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民
大学扩招（包括大本、硕士和博士生）； 教师学术水平明显提高；他们的学位高、发表国际论文多；素质教育日益获得提高；设施条件不断改善；新一代科技领军人物的成就明显超过老一代等。
上述事实属于普及性进展的成绩。
但是，笔者认为，这回答不了钱学森生前留下的问题——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笔者理解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杰出，而是大师性的杰出。中国的大学曾经涌现出如理工学中的钱学森、华罗庚等；国学中的王国维、陈寅恪、季羡林等；经济、社会学中的马寅初和费孝通等；作家中的鲁迅、巴金、曹禺等；音乐家中的聂耳、冼星海等； 美术家中的徐悲鸿、齐白石等。建桥大师茅以升主建的钱塘江大桥，设计寿命50年，现已74年，超期24年，至今仍岿然不动。而与它同江一望的杭州钱江三桥的引桥于今年7月塌了，距它建成通车仅14年！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至今还未有获诺贝尔奖的，但香港、台湾和旧大学的学生皆有之，如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丘成桐等。上述璀璨群星令人肃然起敬。对比之下，对于近几十年来杰出人才的状况，笔者总有灯火阑珊之感！
与上述对应的，在学术严肃和道德方面，这些年却不止一次地出现教授、院士剽窃和抄袭他人成果和著作，有的还受到本单位行政部门的袒护；学生考试作弊，甚至于找人替考。每到期末考试，教室大门上总要挂上红色大横幅，上面写着遵守考场纪律，维护学术尊严之类的标语口号。这种场景历史上是罕见的。至今未能有效杜绝，令人悲愤。不知道国际一流大学有否此种现象。
柯炳生认为，评价大学应当是总体的、平均的。笔者感到，平均是对参差不齐但同类事物的一种数据处理方法。能否涌现出大师是一个学校的最令人思索的标志，因为大师们是引领社会向文明前进的决定性因素。大量的一般性人才不是决定性因素。二者有本质区别。不能对二者取平均看待。正如质量与数量有联系，但不能对二者取平均。如果把社会整体比喻为一个健康的巨人，则大师们相当于巨人的“大脑”，一般人才是灵巧的“手足”。大脑和手足都不可少，但不能平均看待。他们的功能不同。
柯炳生将我国大学与世界各大学比较，指出：排在最前列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大学，一定是中国。这当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欣慰。但是，国际一流大学间真正有价值的比较是比大师级人才状况，比别的都无多大意义。例如比学生人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大学生、研究生总数才2000多人，我国超过这个数字的大学多了去了，但这个大学却出现过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今年6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只列举了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等几位科学巨匠，他们为人类科技事业发展作出过划时代的贡献。以此来概括英国皇家学会的水平，这就足够了。
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有个著名论断：“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中国古代有齐国晏婴与楚王的一席对话：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这说明大师不是少数人计划提拔出来的，而是在好的环境土壤中自由地孕育出来的。这是不依人们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规律。
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只要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氛围，定会大师辈出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化学院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8-03 B1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