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薪水分文不取
朱邦芬在南开大学讲的一件事情，令在场的许多学者感到惊讶。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他分文不取，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他还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大房子，向清华捐了100万美元。他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也捐给了清华。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是杨振宁晚年仿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创立的。在杨振宁将精力转向清华之后，陈省身两次让葛墨林给他带话：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是你的“亲儿子”，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是你的“干儿子”，两个儿子，你都要管。
据葛墨林回忆，杨振宁“管”得很细。从1988年开始，南开的理论物理室办过7次讲习班，邀请的都是各个方向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因经费匮乏，要靠杨振宁从香港募捐讲课费。
1992年，为了南开主办的一场国际会议，杨振宁筹集了两万美元。考虑到大陆不易换开百元大钞，他特地换成20元、50元的钞票，捆在一个包里带来。南开数学所的第一台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也是杨振宁当时购自香港，运到天津的，他还派自己的秘书负责打字。他甚至考虑到了外宾喝咖啡的习惯，打算自带咖啡壶。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包括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都曾受杨振宁的资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葛墨林说，杨振宁做事不愿向人解释。“杨先生率性而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至于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他主张“杨李之争”留给后人评判
科学史上，亲密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决裂，一直为人关注。与两位大师均有交往的葛墨林说，关于“杨李之争”，杨振宁一贯主张，双方把所有资料都公布出来，留给后人评判。
葛墨林说，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1990年，李政道先生在兰州大学发起一个学术会议，原定的会议组织者在外无法及时回国，临时改由葛墨林领衔组织。葛墨林当时在石溪分校访问，遂向杨振宁表示要早回国几日筹备，杨先生建议他至少要提前10天，还帮忙出面向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发出了会议邀请。
1979～1989年，李政道在中国发起“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称CUSPEA）”，一些中国学者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这个计划，原因之一是“如果这些人不回来谁负责”。有人去问杨振宁的意见，满以为他会加入反对派，但杨振宁坦率地说：这些人将来回不回国不能由李政道负责。这件事情上我不能说话，因为我就是出国没有回来的。
他的生活得益于翁帆的照顾
在非学术领域，外界对于这位物理学大师最大的非议源于他82岁时与相差54岁的翁帆结婚。
2011年，他们惊世骇俗的婚姻进入第7个年头。葛墨林说，原本“说话刻薄”的一些同行，现在也对翁帆评价很高。而他认为，杨先生目前的健康身体，跟翁帆婚后的照顾绝对分不开。“翁帆绝对是有功劳的。”
杨振宁再婚之前，葛墨林有次去清华探望，发现他穿着睡衣，脸色腊黄，发烧39.3摄氏度。虽然杨先生告诉他，身体如有问题会打电话求助，但葛墨林还是担心，万一有危险而电话不在手边怎么办？
2010年9月，杨振宁突发高烧，陷入半昏迷状态，说的话人们都听不懂，进了重症监护室。葛墨林说，杨先生住院时，翁帆的照料有目共睹。
近些年里，杨振宁已多次入院。葛墨林说，翁帆对杨先生照顾很细，杨先生冬天出门前，翁帆一定为他系上围巾。逛公园，走十几分钟路，翁帆就坚持要歇一歇，找一块石头，扫得很干净。
据朱邦芬透露，杨振宁、翁帆夫妇的共同话题很多。参观美术展后，他们会分别找出最喜欢的作品，再看与对方是否一致。这是二人之间的小游戏。
杨振宁并非不知一些人对于他这段婚姻的看法。他甚至曾与翁帆联名撰文，回应一位香港女作家的批评。在写给翁帆的诗里，他称她是“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这一次，在南开大学，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杨振宁夫妇手挽着手。这是他近年出席公开活动常见的情景。在校方为他举办的生日晚宴上，他表示，自己虽然上了年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年轻，也许这是自己对翁帆有吸引力的地方。早在订婚之初，他就对朋友这样讲过。
令葛墨林感到遗憾的是，外界跟杨先生没有接触的人，总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他，猜测他。而杨先生依然故我。
20世纪80年代，杨振宁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文集，收录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谈话，有些地方对“文革”某一方面的事物持赞成态度，而他事后也发现了当时的不足。预先看到文稿的葛墨林劝他删掉这些内容，不要引起误会。杨振宁却执意全部发表。他说，自己就是要全都拿出去，让人家可以了解杨振宁真正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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