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广鸿
在回忆自己已经度过的岁月时，清华园的六年的确是一段难忘的生活。能有幸在清华读书，感到无比欣慰。
入学体检
1962年9月，我被清华大学录取。但在入学体检中医生说我心脏有某某杂音，只能维持上课不能参加较剧烈的体育活动，于是安排我在体疗组上体育课。对于不能正常上体育课，我有些遗憾，但是没有叫我休学还是很高兴的。
我成了体疗组成员，但是我感觉医生的说法不太符合实际，因为在这次体检之前，我一直是经常锻炼身体的，有时也参加一些剧烈运动，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于是我照常进行体育锻炼，不过比较注意控制运动量。
大约两三个月后，自我感觉不错，身体、学习都能适应，于是去校医院复查。幸亏遇到一位被称为心脏专家的医生，他认为我的心脏杂音是一种生理杂音，不影响上体育课。为了慎重起见，又叫我到三院作了进一步检查，结果禁令解除。
在200号打工
1964年暑假，我没有回南京而是留校过暑假，我和同班的刘明轩、薛才才及其他班的几位，响应号召去了200号工地。这是我第一次打工。
在200号工地，开始几天安排我们做些清理的杂活。有一天，图书资料室来了不少图书资料，需要有人帮忙打卡片，我被选去打卡片。我从未用过打字机，英文也不会（仅仅认识26个英文字母）。那位图书管理员先教我试打，试打后还比较满意，于是就留下来打卡片。因为资料多又比较急，常常加班，当时是按小时付劳动报酬，每小时大约0.15元。我们在200号大约干了十来天，由于我加班较多，所以我的报酬好像最高，有20元。这是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劳动拿到工资，心里特别高兴。
忙碌的三年级
在六年的大学生活里，我感到三年级比较忙，也比较充实。这一年我多学了两门课程。
首先，我有幸参加英语课程学习。我高中读的是俄语，在大一时接着学习俄语，一年后顺利通过了学校的考试。到三年级时我们物八每个班选取5人，5个班级共25人参加英语学习，我们和五年级的学长们在一起上课。
可能是为了便于安排不同年级同上一个课程，上课时间是每周二、四的晚上。一年后我们顺利通过学校的英语考试。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对我们的评价是：中译英我们不如高中学英语的同学，但是英译中要比他们好，而且好得多。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我们几乎不训练中译英，口语也很少，所以我们的中译英差。而英译中肯定会比较好，一则因为我们都学过一门外语，再学第二门外语肯定会容易些；二则我们都知道英语的重要性，所以都比较努力；三则我们都是各班挑选出来的，应该说基础比较好。
英语学习在工作中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我在1973年翻译一本书，在1978年从事计算机工作，在2003年编写VSS一书，都得益于英语基础。
其次，我还有幸参加物理实验课训练。当时学校采取一些灵活政策，即所谓因材施教政策，在相继开办数学、外语课程后，1964年又开办了物理实验课程。物八年级找了4人，我是其中之一。主要是做一些物理实验，老师出一些物理实验题目，我们去找资料，进行实验构思，再和老师讨论，最后进行实验。比平时做物理实验要难一些，要多考虑一些问题，从而培养我们的动手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四清运动
1965年国庆节后，我们去延庆参加四清运动。我被分在城关公社米家堡四清队，共有5个成员，即李兴中（研究生）、潘正瑛（6字班）、丛连理（7字班）和我（8字班），队长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赵若愚。应该说，参加四清运动得到了不少锻炼，在工作能力上有所提高，就是时间过长了。
（1）教唱歌。我在四清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锻炼是教唱歌。那是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要组织青年开展一些活动，队长派我做这个工作。这时候我才迫切感到自己能力的缺乏，我天生不喜欢唱歌，也就不会唱歌，更不会教唱歌了。我只好现学现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勉强完成任务。
（2）外调。在四清中有一个重要收获是外调锻炼。因为四清中有一些工作，如阶级成分的复议、党员或者“五类分子”的历史问题审查等，都涉及到调查工作，其中有一些需要外调。那时出差还是蛮辛苦的，需要到山里去核实。听村里人讲，山里人烟稀少，要注意安全。我那次进山，一路上比较小心，注意观察和防范，最后圆满完成任务。
（3）献血。那时一位村民患急病需要输血，作为工作队肯定要带头响应，我们都去医院验血。由于病人的血型比较特殊，好像是AB型，而且因为是重病，医生要求最好是输同血型的血，结果只有李兴中的血型与之相符。这可难为了我们，李兴中虽然血型相同，也愿意输血，但是他的身体较差，有时会眩晕，令我们担心。我们考虑他的身体，决定再发动村民，希望能找到身体好一些的同血型的人，结果在我们的努力下，也是在我们的影响下，找到一位身体壮实的村民，从而解了围。
复课闹革命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文革”中我自然也要参加某一派，不过我的派性不重，第一，我认为自己不是从政之人，无论家庭背景还是个人性格，都不是那块料。第二，我对于“文革”中的派性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在南京串联看到的活生生的现实给我一些清醒的认识。
在“文革”中也多次号召复课闹革命，我基本上是逍遥派，对于复课闹革命就自然比较感兴趣。考虑到我和班上两派的关系尚可，“文革”前我曾担任过805（新班）的学委，曾经为大家做过一些具体工作。虽然“文革”中学委已经无效，但是为大家做些服务工作问题不大吧。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写了一张号召大家复课闹革命的大字报，效果还不错，不少人签名愿意复课，两派头头也达成共识，要我具体联系上课等事宜。
在我的印象中，大家都买了一些教材，或多或少上了一些课。在这些课程中使我在后来工作中得益的要算是电子技术，虽然讲的是电子管，但是对于我1976年熟悉数显技术以及后来从事计算机工作都是有好处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1968届学生）
《科学时报》 (2011-05-28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