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惠珍
我是1962届土建系给排水专业（给22）本科生，1965届本专业的研究生。走出校门35年，现已年过花甲退休了，但清华的精神风采仍然影响着我。
1957年第一次出远门的17岁花季女孩，怀着好奇欣喜又忐忑不安的心绪离开上海，踏进了梦想中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45年过去了，但当时激动、神奇的感觉似乎就在昨天。
“清华园是培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又红又专的工程师摇篮。”蒋南翔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抑扬顿挫的话语，为我们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学生树起了一面鲜亮的旗帜，成为我大学五年半以及四年多（因“文革”而拖延分配）研究生的奋斗目标。
清华，学风严谨，校风朴实，校训执著。我在校近十年中，可以说经受了大风大浪的历练。有不少事，深刻影响和铸就了我的人生：我的品格、作风、为人、处世。
我右肩上有块肉疙瘩，是我们入学后不久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时留下的。一个上海姑娘，第一次睡帐篷，啃着难以下咽的窝窝头。开始只能摇摇晃晃地挑上浅浅的一铲土，非常狼狈。
在水库工地上，学校不断进行政治动员，并且热烈开展劳动竞赛。各班都不肯示弱，大多数人手上打出血泡，肩头压得红肿，都不泄气。我虽然偷偷地抹过眼泪，但仍然为了班级荣誉咬牙挺了过来，一个星期后竟然能挑起两满筐的土信步跑着，肩头上也就留下了永远的纪念。
这次劳动锻炼，不只强壮了我的体格，更重要的是陶冶了我坚韧顽强的品格。尤其难忘的是当时一个月劳动生活结束，背着行李步行回校，大家唱着自编的歌：“一百里路程走了九十九，今天的目的地就在前头，嘿嘿哟嘿！”互相鼓励着，提起沉重的脚，一步一步坚定地迈向学校。
此情此景，此起彼落的号子声伴随我走过了40多年。每当我摸到肩头这块被磨练得越来越结实的鼓包，就想起了十三陵水库，想起了母校；每当我遇到了困难和挫折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哼起这支歌，它给我自信、给我力量，使我坚持下去，克服困难，经受挫折，去实现目标。
清华出来的学生功底较扎实，后劲足，这是有公论的。我自己感觉，这与清华别具一格的学风有密切关系。
清华的学风与当时附近的“八大学院”不同。清华主张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没有用什么条条款款来限制学生。譬如上晚自习，清华从不考勤，你可以在教室、在图书馆，也可以在宿舍。但是清华教室里都灯火通明，图书馆几乎座无虚席，在宿舍里也少有嬉笑声。但等宿舍楼里熄灯铃声响后，方听到楼道里快跑的脚步声。
能形成这样一种自觉的学习氛围，是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好，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理解未来应承担的时代责任，以珍惜党和人民提供如此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
清华学生不死读书，缘于清华有高造诣的教师队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给水课程徐葆久先生。他能深入浅出，启发性地导读。有一次他讲到如何读书的哲理时说，书会越读越薄。他风趣而诚挚地讲解了这句话深刻的内涵，举一反三地说明，教会了我分析理解、融会贯通、勤于思考、善于归纳的学习方法。这句话让我受益一辈子。
清华学生知识面广，适应性强，基础课的分量重，社会实践安排多，各种讲座丰富多彩。我自己体会，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承担多么复杂的任务，终能很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理出头绪，抓住“牛鼻子”，提出破解方案来。
清华朴实的校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清华学子，很少奢求虚表浮华，而更多注重内在厚重，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反映出了忠诚、勤奋、执著、奉献的精神风貌，也体现在我们所走过的路。
我1968年离开北京，随（在上海的）丈夫内迁至贵阳，一蹲就是25年多，1995年才叶落归根调回故乡上海。35年间操作过机床，学过钣金、电焊、油漆、木工。从统计员、技术员、工段长、工程师、分厂厂长，到市建委副主任、主任、省建设厅副厅长、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直至退休当局项目顾问。无论是抡起铁锤敲打着3毫米的深井管还是当上了“官”，我都是一样的认真执著地、一丝不苟地做着，深深影响着我的清华本色始终没有丢。
记得我们班2000年校庆聚会上海，深情地回首过去的岁月，都异口同声地说：清华学子都很争气。不论在何地何岗位（很有意思，我们班竟没有企业家），都是勤奋执著，自强不息，忠诚奉献，有所建树。可以说这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精神熏陶出来的一辈人的基本特色。
我和我的同班同学虽均已退出了现职舞台，却仍在以各种方式发挥着余热，继续报效社会。我们并不追求短暂的名利，而是执著地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我们可以很自豪地向母校大声说：我们是您的学子，是您培育了我们，我们前大半辈子无愧于您，在后小半辈子也将不会让您逊色，您的精神常在，感谢您，我的母校。
（作者系清华大学1962届本科生、1965届研究生）
《科学时报》 (2011-05-17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