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大学最近公布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中，校长徐显明的名字悄然消失。在此之前，已有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的校领导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们都宣称这是教育去行政化的举措，目的是“官学分离”，给学术更大自由。（《京华时报》4月8日）
要说教育去行政化，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教育行政化。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曾这样定义“高校行政化”：所谓大学“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即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高校行政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大学管理的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二是大学的内部管理的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
“高校行政化”是“权力政府”的延伸，只要政府还没有实现从“权力型”向“服务型”的真正转变，高校去行政化就不可能单兵突进，取得巨大突破。从高校内部来看，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不是简单地抹去高校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级别，而是真正实现教授治校，行政服务。现在的症结恰恰在于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不清，机关的行政权力泛化，作为学术权力主体的教授及学术组织几乎处于被动状态。不是学术主体决策，机关执行、服务，而是机关决策，学术主体被动应付。
之所以说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是伪去行政化，是因为目前学术委员会在高校还仅仅是一个学术评议与审核机构，领域仅限于学术，而不涉及到治校的权力，而且学术委员会只有评议和审核权，而没有最终决定权，学术委员会依然是在高校行政机关领导下开展工作的。高校的内部治理架构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没有回归，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并没有改变高校内部权力在机关的现实，依然是机关决策，学术主体被动应付，伤及不到高校行政化的皮里。
学术委员会应该由哪些人组成，毫无疑问是以学术水平为标准的，只有那些在各自学科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且在校内学术地位较高的人来担任。我国的大学校长，并不是一个职业的高校经理人，而是行政和业务“双肩挑”。在中国的大学，我们习惯看到校长是教授，是博导，是院士，是XX家，很少看见不是教授的校长。在这种背景下，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事情，学术委员的遴选标准是什么？如果连堂堂的业务骨干校长都没有资格做学术委员，还有谁够资格做学术委员呢？如果学术委员的质量得不到保证，还谈什么把关学术呢？
高校行政化的去与不去，已不是什么新话题，问题在于高校行政化怎么去。高校去行政化，绝不是一个简单地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不是取消大学行政管理或简单地取消行政级别，而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工作的系统工程，核心是规范行政管理与学术权力的关系，还权于学术，保障学术权力的公正、公开、民主行使。更重要的是，要想办法从根本上铲除“行政化”产生的土壤。（作者来自武汉市洪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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