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科学”已成为科学技术制度化发展的主流趋势。科学技术的国家化是“大科学”的一个基本层面，世界各国皆不遗余力地对本国的科学研发活动注入巨资。在“国家科学”大力发展的同时，超国家层面或跨国层面的科学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欧洲层面科学技术活动的制度化正是这种超国家或跨国层面科学形式的典型代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后简称CERN）作为欧洲层面的超国家科学技术系统之始端，体现了这一开放的、制度化的、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超国家科学技术系统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进程。
作者在以前的论文中，已经对CERN创建初期核心成员进行了群体志分析，借以了解这一群体的特征、理念、结构以及CERN在当时的运行方式，并据此解析超国家科学技术系统的复杂性质，认为CERN容纳了不同的科学研究传统且极大地促进了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它的产生、存续和发展，为欧盟乃至世界科学在未来的制度化揭示了方向、提供了范例 [高洁、袁江洋2009]。本文则主要关注CERN运行之初二十年（1954－1974年）科研运作模式的转变——CERN的管理层为了制衡各国国家科研活动与欧洲层面科研活动、解决CERN内外科学家融合进行的机构改革。作者希望通过科学计量学方法研究CERN的论文合著情况，进而通过个案分析，描述机构改革中形成的大型科学联合体的组织特点，判断CERN科研运作模式的转变是否发挥了实质作用，是否实现了欧洲各国科学联合的宗旨。
一 实验室运作初始：两种层面的科学之间的博弈
自第一个大型仪器——600MeV同步回旋加速器（后简称SC）建成后，CERN的实验步入正轨。SC并不是当时同类型仪器中最先进的设备，所以利用这台加速器的CERN内部科学家较多，来自欧洲其他科研机构及大学科学家组成的实验小组（Truck Teams）[①]较少，各个小组不存在如何分配实验时间的冲突。但随着28Gev质子同步加速器（后简称PS）建成，各国科学家趋之若鹜，这对CERN以前的实验安排提出了巨大挑战。根据CERN以往的规定，允许各国科学家自己携带相关设备在规定时间内做实验。现在如果要在新的PS上做实验，必须安装泡室（Bubble Chamber）。这种泡室体积庞大，安装和日常维护都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财力。CERN在PS建成后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制作泡室，于是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决定先利用本国的科研经费建成泡室并运往CERN所在地安装使用，而在两国泡室如何安装、运输和使用的问题上，CERN各参与国产生了很大分歧。
1. 英国泡室的安装和使用
1957年4月，英国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DSIR）第一次商讨在CERN做实验要用的大型泡室，并于1958年12月拿出了可行性方案。1959年1月，CERN根据英国提交的可行性方案，表达了CERN对于泡室使用的基本原则：鉴于泡室占地面积大、日常维护复杂且耗资多的特点，它不能仅作为一国的实验设备，而应是各参与国共享的仪器。CERN管理层的构想是：泡室的日常运转由英国工程师来负责，实验计划则由CERN来决定，实验小组中也应该包含CERN成员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经过反复协商，戴金（S. A. ff. Dakin）[②]起草了下列协议 [Hermann et al. 1987, p. 438]：
1．应由专门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负责泡室日常维护以及与泡室相关的研究工作；
2．凡经泡室的粒子束实验计划都必须以CERN和成员国科学家联合小组的名义提交，其中应该包含英国科学家；
3．原则上，英国科学家享有一项特殊待遇：在分配该泡室中所拍摄的照片时，他们获得其总数的25%。
但是，英国并不觉得这些协议使本国科学家享受到了优待。英方认为，协议中所提到的特殊待遇没有任何诱惑力，英国对CERN的投资比例是25%，得到的照片总数也是25%。因此，CERN应该承担把该设备运往日内瓦的费用。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英国科学家尽快利用PS的渴望占据了上风，英国政府最终出资把该设备运往日内瓦。
2. 法国泡室的安装和使用
1959年3月，CERN与法国关于泡室的谈判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法国有两个泡室，一个是（Louis Leprince-Ringuet）带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物理学实验室制作的丙烷泡室（propane chamber），兰盖打算先把丙烷泡室连在国内的同步质子加速器（3GeV proton synchrotron）上，待日内瓦的加速器建成后再将该泡室运往CERN。另一个是在萨克雷（Saclay）制作的氢气泡室（hydrogen chamber），将于1960年完工。
与CERN实验室主任贝克（Cornelis Jan Bakker）商讨法国的泡室使用问题时，兰盖以为会遵循惯例：本国科学家负责实验设备的携带、安装和维护，并自行决定实验内容与方法，只需要与CERN确认实验时间即可。但CERN却重申了他们与英国科学家协商使用泡室的基本原则：泡室应让所有CERN参与国科学家共同使用，即使法国出资修建了泡室也不能独享。事实上，当时CERN本身也打算建造一个丙烷泡室，并与法国建造丙烷泡室的专家们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此时，CERN和法国丙烷泡室的建造者共同商讨了一个可行性方案：无论哪个丙烷泡室先建好，在泡室里进行的第一批实验都由法国和CERN共同组成的丙烷泡室实验小组来完成。这个方案得到了法国和CERN管理层的一致同意。
当这个可行性方案提交给科学政策委员会（Scientific Policy Committee）审议时，却遭遇到强大阻力。科学政策委员会成员中代表意大利、德国科学家的阿玛尔迪（Edoardo Amaldi）、贝尔纳蒂尼（GilbertoBernardini）和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首先，它完全忽略了CERN的基本原则——所有的大型设备都由各国科学家共享；其次，这一方案无视CERN在选择科学研究计划的基本要求——是否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是能够进行实验的唯一标准。经过几番激烈讨论，CERN最终与法国相互妥协[Hermann et al. 1987, p. 441]：
1．泡室的实验计划必须经过实验室主任、法国科学家和其他对泡室实验感兴趣的科学家共同批准。在泡室进行的第一批实验应由法国科学家领导，并由法国科学家负责泡室的运行工作；
2．以后各成员国科学家共同参与到在泡室运行的实验计划中，其中应该包括法国、CERN和其他国家的成员。
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享有可以在泡室进行第一批实验的特权。虽然在后来的讨论中，其他国家的代表都认为既然给予法国一定的优待，英国的泡室使用应该同法国一样，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英国科学家也没有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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