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产业化，这也许是人们从未想过也无法想象的工程。在我们眼中，基础研究与市场无关，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也永远不会成为企业的CTO。然而，美国一家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早期风险投资公司Arch Venture Partners，却通过其近30年的实践与成功，说明基础研究不仅可以被产业化，更可能推动变革性的技术发展，为人类带来超乎想象的福音并创造极大的财富。创始人之一的Robert Nelsen先生，为中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如何进行基础研究产业化分享了ARCH的宝贵经验。
关于ARCH Venture Partners
1986年，芝加哥大学的理事们创立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组织。叫做“阿贡国家实验室/芝加哥大学开发公司”（The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也就是后来的AR-CH。
ARCH最初只是位于芝加哥大学海德公园校区的渥克博物馆二楼的一个小规模技术转移的机构，而且资金并不充裕。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它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种子基金及早期风险资本合伙企业，办事处遍布美国。ARCH的管理者就是1986年创建公司的四个人。20年之后，这个集团管理的资金超过十亿美元，并已经独立或联合建立了115家新公司，这其中有近半数的公司或已上市，或被收购。时至今日，ARCH对自己的最初目标丝毫没有动摇，仍然在大学和国家实验室中寻找具有开创性的发明，把这些科学技术转化成可行的初创公司并逐步帮助这些公司实现独立。
Robert Nelsen是ARCH的四个创始人之一，他主导着ARCH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与发展。近日，他代表ARCH来到中国，参加ARCH在中国投资的第一家公司“华医药”的董事会，并就如何在中国培育从事基础研究产业化的机构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放眼中国市场，耐心等待和培育变革性创新技术
“耐心等待，悉心培育”是ARCH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的理念。它会花上5年、10年乃至15年的时间去发现基础研究的应用领域，创造变革性的技术产品，创造极大的市场价值。
ARCH在华投资的第一家生物医药类公司获得了来自ARCH等6家投资机构超过5000万美金的投资并已经在中国发展了18个月。谈到这18个月以来这家公司的发展和在中国的发展计划，Nelsen先生表示：“公司在中国的发展非常顺利，但ARCH并不急于扩张，而是非常细心地选择项目。因为生物医药类的项目周期很长、投入高，一旦选择到了次等的项目，便容易造成极大的损失。ARCH的哲学便是耐心地等待，发挥自己擅长的优势，协同中国的合作伙伴，积极地寻找变革性的创新技术。下一步ARCH可能会通过与中国的联合短期投资，从我们已有的企业中带来一些突破性技术，领域将涉及生物燃料、太阳能、天然气等领域。”
对于中国未来的基础研究产业化，Bob认为，中国和美国面临的问题除了文化以外，不会有大的不同。我们都需要优秀的创业家，需要从事基础研究的激情。而最为核心的是有顶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大量的优秀人才。正如没有斯坦福大学就不会有硅谷。
在中国如何培育面向基础研究的早期风险投资机构
中国尚无类似ARCH的早期风险投资机构，其实美国也没有更多。这种类型的投资比大多投崇尚快速、赌博式的网络项目投资，难度要大很多。
谈到如何在中国现有的环境和发展阶段培育面向基础研究的早期风险投资企业，Bob说道：“培育早期风险投资机构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中国与美国的大学与国家实验室相类似，美国的研究可能更偏基础。我个人相信最好的初创企业来自基础研究而非应用研究。因此要想取得长期的成功，培育基础研究非常重要。在美国，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军方资助的基础研究，另一个是私营部门的研究或者大学经费支持的一些研究。但是，除了贝尔实验室及个别其它的私营科研单位外，这部分的经费正在不断减少，因此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还强调，“中美面临的共同问题基本是一样的，也就是如何吸引到正确的人才，关注最具创新的想法并逐步将其引导到市场中去。在MIT和斯坦福这样的高校里，有很多的课题组在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不需要太多的外力来推动，而需要拉动。但如果没有积极寻找能够催化和发现好的应用方向的‘催化剂’，即便是在MIT和斯坦福这样的地方，很多伟大的公司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教授们通常并不知道技术最好的应用方向，虽然他们自认为他们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举例来说，我们想要把世界能源交易和中国能源交易从天然气时代推向液化气时代的概念，是来自于通过病毒发现的催化剂。然而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公司来做这件事，就不会有人去跟进这项应用，而搞学术的根本人不会想到这样的应用。”
因此，要想建立类似ARCH的机构，首先要做的是通过一种机制去创造正确的激励要素，培养最优秀的人，穿梭在大学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之间。高度的激励可以使一个机构像ARCH这样有清楚的目标行为，获得分红或者交易中的股份。而且ARCH这样的机构，一方面挑选一些有着相关学科背景的人，以实习的方式渗透到大学和实验室中，然后在两三所主要的大学里，通过类似ARCH的机构，筹集一些种子基金，5万或10万美元皆可，来推进这项工作；另一方面，通过这些能够与科学家对话的人，从大学实验室中发现那些不仅仅想做科学家，而且热爱科学技术并拥有一些商业背景的人。总之，精明的人和少量的基金十分重要。
其次便是引导的工作。如果要在中国培育专注于基础研究的风险投资机构，就需要设计一种体制让中国最优秀最精明的人来建立企业。它需要像中国的企业家俱乐部里那些成功人士组成的企业咨询委员会，因为他们理解企业家精神，而另一些人能够懂得技术。这当中甚至可以有来自美国的专家，他们擅长开发好的商业用途。这样就既能让合适的人去到实验室里、有一套合理的激励结构，又有层次更高经验更丰富的企业家负责培育好的技术，通过基金把它们带进市场。
对于政府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在项目投资的早期就形成企业协同机制，让研究机构不至于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相反的，应该通过一套规范的流程来吸引在岸和离岸资本，从而创造规范的投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激励机制是核心，需要以此来推动技术转移的培育过程。通过一种企业联合组织来构建这一规范流程，管理好投入的少量资金并找到更好的投资项目，从而降低政府资源的风险。
另外，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来引导资本向科学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去聚集。将资本分配到面向基础研究的成熟的基金里去。在中国，目前的VC和PE资本都没有流向基础研究。很多上市公司也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基础研究的企业却还没有动静。一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太阳能行业，因为成本的问题而产生泡沫。因此，中国市场里的资本是充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这些资本的走向。对中国的投资者而言，时间框架也是让他们感到恼火的一个因素。所以要改变现状，很关键的一点是改革IPO的游戏规则。如果要让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类似的产业发展，就应该把三年的盈利期作为一个硬性的条件，否则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很可能滞后。很多这些领域的公司在有销售额前的风险实际上比一些有良好业绩、正准备上市的企业还要小。如果你去看美国的基因泰克、安进这样的公司，你会发现他们的盈利期超过了10年甚至15年。因此，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建设激励结构，但这不会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如何让科学家像投资家和企业家那样思考
通常，科学家的课题经费基本足够支撑他们的研究，因此他们不会更多的思考研究与市场接轨的问题。然而，如何让科学家像投资家一样思考，却是有效影响其科学研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关键。在谈到这个问题时，Bob说：“一个方法是，你需要有一群能够跟顶尖科学家对话的人，因为他们了解产业，了解竞争者在做什么，他们问的问题往往能够把科学家的研究和产业需求联系起来。另一个方法是像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那样，邀请来自海外的顶尖‘企业家型科学家’或者叫做‘创业型科学家’来到中国，让他们来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文化上他们之间会有差异，但是从产业和市场的角度他们同样能够把握住这种产业的脉络，提出一些核心的问题。因此，创造这样的一种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Bob还谈到“科学家往往只关注自己和竞争对手的研究，对隔壁实验室正在发生的事却全然不知。而当你在启动基础科学类的公司时，有一些研究方向相对狭隘的领域比较容易把握其应用的方向，而在中国，根本的在于培育拥有广泛应用空间的变革性技术的企业。即便是在美国，如果你将最精明的投资家和最有经验的企业家拉在一起，让他们列出一项技术最有潜力的应用方向，也许他们也无从下手。这是一个过程，需要不断的去发现，而这种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太会出现在大学校园里。也许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但是仍然需要借助我们提到的一系列外部条件，教授们一定会希望找到所谓的‘killer app’，但是他们也需要联合理解产业的人花上一定的时间来发现，这也是投资家最为关心的问题。然而除了生物技术有明确的指向，如‘攻克癌症’，在其他领域这个过程往往让人非常恼火。因此，要想发展早期投资家的队伍，中国需要企业家人才，人力资本才是核心。”
“长远地来看，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如何把基于论资排辈的体系逐步向奖励愿意挑战科学风险行为的创新模式转变。美国一位发明了半导体著名的科学家，他曾说他会拿出25%的时间和25%的经费给他的研究生，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而不用向他汇报时间和经费的去向。但我相信中国的科学家绝不会这么做。另一个文化的差异是对失败的恐惧，特别是在日本和德国。搞科学的人都知道科学研究必然会经历失败，但是在企业界失败会受到惩罚，这是亘古不变的。但如果你观察硅谷，你会发现人们都在为了成功而努力，但那里的商业失败并不会带来过重的惩罚。在科学体系中，人们会因为篡改科学数据受到惩罚，但是探索科学却应该是受到奖励的。因此，寻求一种奖励机制来鼓励科研人员去挑战科学风险非常重要。政府应该像激励‘海归’那样去激励那些本土成长起来的、愿意进行科学探险的青年科研人员。”
如何培养能够进行基础研究产业化的专业人员
ARCH的投资家是无法大量复制或者寻找到的，然而中国的市场将会越来越多地需要理解科学、市场和投资的风险投资家。对此，Bob的建议与国外经验丰富的早期风险投资机构进行合作，建设合理的激励机制。中国并不缺钱，中国的政府或者国有机构完全可以请海外优秀的早期风险投资家来加盟。他说：“爱尔兰政府拿出了很大一笔钱邀请我们在爱尔兰开设办公室。当然，钱并非ARCH在那里开设办公室的唯一原因，欧洲蕴藏着巨大的机遇，而欧洲没有一家ARCH 这样的机构。你不会在马普学会这样全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看见我们这样的人。”
由此可见，基础研究产业化这块处女地已经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密切关注和极大兴趣。对中国而言，向成熟的早期科学风险投资企业学习经验已经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