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布下面可能是披毛犀的脚印
地质学家张家富在取土壤样本
整齐的探方
本报记者 洪蔚
距今5万~10万年期间，在古人类研究上是一个“焦点时段”。现代人在这个期间起源、扩散，旧石器向更先进的技术发展。
这是一个寒冷的时期，末次冰期从11万年前持续到1万年前，也是寒冷对人类生存提出的最后一次挑战。
乌兰木伦河流经鄂尔多斯，在蒙语中意为红色的河。2010年5月，一位蒙古牧民在乌兰木伦河畔行走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十几件古生物化石。经过专家鉴定，这是十几件化石，正是这个“焦点时段”的遗存。
几个月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进驻乌兰木伦河畔，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发掘，乌兰木伦河畔出现了被专家称为“探方”考察格局。这些整齐的阶梯状探方，记录着4万~7万年前，人类生活的痕迹。
4200件石器
“从中我们解读的是生活方式、生存技巧、生存能力”
目前乌兰木伦遗址已经出土了4200件旧石器标本。
“石器，是研究古人类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素材。”旧石器学家高星说，“从打造石器的技术、石器的用途上，大致可以推测出，石器制造者的生活方式、生存技巧、生存能力。”
目前，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这三期的区别，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更是技术水平上的划分。”高星说，“而我国境内发现的石器，技术风格基本停留在早期的模式，很少有中期技术的代表物出现，只在晚期出现了中期与晚期混合的石器技术。”
乌兰木伦遗址，在时间上正处在中期时代，“在技术上有不少进步,却依然没有脱离中期文化特征不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人类起源上，我国学界与国际学界，形成两大对立“阵营”，一批中国学者根据我国境内的考古发现，以“人类多中心起源，连续进化”观点，反对国际热门的“现代人非洲起源说”。乌兰木伦的文化遗存正处在这个关键的时段，“从石器上表现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支持了中国现代人类本土连续进化的观点。”高星说。
乌兰木伦遗址，是在鄂尔多斯境内发现的第二个古人类遗址。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西方学者在萨拉乌苏发现了古人类遗址，并有人类化石出土，被命名为河套人。
乌兰木伦与萨拉乌苏两地相距仅30公里，两地人类的生活时间也颇为相近，因此，在对两地的发现进行对比时，有不少有趣的发现。
“在萨拉乌苏发现的石器很少，而且每个石器都很小，全部石器放在一起，用一块手帕就可以包走。”考古学家王惠民说。
而乌兰木伦的石器，且不说4200件的庞大数字，体积上也大得多。考察队领队侯亚梅曾兴奋地托出了一件“珍品”——仅这一件红色的“大石块”，就不是一块手帕可以包裹住的。
3400件动物化石
“这里的动物，很明显被人类利用过”
在考察现场记者看到，约两三平方米的斜坡，被塑料布小心翼翼地遮盖起来。侯亚梅说，塑料布下面，“我们怀疑是一枚披毛犀的脚印”。由于坡面土质脆弱，只能先保护起来，再想办法提取、做模型。
从目前发现的3400件动物化石上看，乌兰木伦遗址人与动物的“共处”行为，极为明显。
目前发现的3400件动物化石，全都支离破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这里的动物，很明显被人类利用过。”古动物学家同号文说，“残存下来的动物骨骼化石上，也留下了明显的切割、敲、砸等痕迹。”
食用骨髓，是一种常见行为，却不是早已有之的，而是代表着人类的进步，代表着更“高效”地利用食物的能力。在乌兰木伦遗址，“这种敲骨吸髓的行为，非常显著”。
然而，有一个问题，却让同号文颇感困惑。
犀牛，是一种很难狩猎的动物，即使用当代的武器装备，“狩猎犀牛也是一件有危险的事。”而在乌兰木伦遗址，有着大量的、被人类利用过的披毛犀残骨，“以当时的技术是如何狩猎披毛犀——这种和他们当代近亲犀牛一样凶猛的动物呢？”
考古学家也认为，从石器制造水平上看，似乎当时的人们并不具有狩猎披毛犀的能力。
难道说，曾居住在乌兰木伦的人类，真的像电影《史前一万年》那样，在4万~7万年前，就懂得用大网活捉凶猛的巨兽？
考古学家王惠民认为：“他们可能会用陷阱一类的设施，狩猎披毛犀。”
与乌兰木伦不同的是，萨拉乌苏的动物化石“非常完整”。同号文说：“至今巴黎博物馆还保存着从这里出土的一具披毛犀、一具野驴的完整骨架。”
从对乌兰木伦与萨拉乌苏的对比中，学者们希望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两个地点的人类生活时间，到底谁先谁后，或者根本是“邻居”，甚至是同一群人。
曾是寒冷的湖区
“当时全球40%的陆地，终年冰雪覆盖”
在有人类的历史上，人类的生存、繁衍，经历了几次寒冷的考验，曾居住在乌兰木伦的人类，经历着最后一次。
这次被地质学家称为末次冰期的寒冷时期，从11万年前，持续到近1万年前。“目前无法推测末次冰期的准确温度。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当时全球40%的陆地，终年冰雪覆盖。”地质学家张家富说。
“人类在寒冷的挑战面前，是如何成功地生存了下来，是考古学中一个迷人的问题。”高星说，“希望能通过对乌兰木伦的发掘、研究，得到更多的生存线索、信息。”
和萨拉乌苏一样，这里也属于湖相沉积的地质构造。但在这处遗址被发现前，从没有人注意过这一点。
地质学家袁宝印在考察研究后认为，今天的乌兰木伦河流域在几万年前曾是湖泊，并有多条河流注入乌兰木伦古湖。
遗址所在地就是其中一条河流进入古湖形成的一处三角洲。“这里靠近水源，同时，来饮水的动物又为古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大量石材也为他们制造石器工具提供了原料。因此，这里成了古人类活动的理想场所。”袁宝印说。
在发现乌兰木伦遗址后，考察队沿流域组织了多次地质调查。目前沿乌兰木伦河30~40公里长，两岸宽5~10公里的范围内，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侯亚梅说，考察没有设定终止时间，特别是科学研究，将是开放性的。毕竟这是一个现代人类起源的“焦点时段”——更多迷人的问题，等待解读。
《科学时报》 (2011-11-10 B4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