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定凯
近些年，出于决策科学化和大学服务功能完善的需要，我国有关部门开始重视大学在政府决策中的智囊作用，鼓励更多地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服务功能。但当前的知识转化机制和政策研究文化，显然还滞后于政策发展的实际需要。面对潜在而庞大的决策需求市场，大学尚不能提供与之匹配和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支撑。提及大学知识转化的议题，人们强调自然科学而非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在知识的社会服务功能方面，人们强调知识对于经济发展而非政策领域的贡献。这方面，了解一些国外大学智库的经验不无裨益。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下属“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研究小组连续4年（2007~2010年）以影响力为指标，对全球各类智库进行了排行。该项目专门排列了影响力世界前25名的大学智库，这其中有11个智库来自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其中包括斯坦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高等学府），其余来自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大学政策研究机构无一入围。虽然该研究项目在数据收集的完整性和调查方法的科学性方面有待完善，但项目本身给我们考察大学知识的社会功能提供一个新思路。联系更为广泛的西方政策研究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大学智库发展的若干基本特征和条件。
1.世界顶尖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的重镇，也是知识扩散和知识服务的领跑者。这些大学里学者多元化的学术志趣、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多学科的学术基础，为智库的思维创新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生态。大学一流的学术力量培育了一流的大学智库；反过来，一流智库以其出色的研究成就，进一步扩大了大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2.发达国家的民主、分权式决策体制，为智库（包括大学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一方面，政府、企业对决策咨询有庞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学政策研究机构、政府附属智库和民间智库三者共同构成了政策分析的供给系统。政策分析供需双方共同打造了成熟的政策分析市场和政策研究文化。
3.智库专家的流动性。大学智库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其服务的专家的质量——不只从学术成就的角度，更要考虑他们在沟通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任职于大学的一大批不同学科的专家，同时也是各类政府和企业决策部门的顾问；而很多原本来自大学的政府官员退休后重返校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这些专家的频繁流动编织起一个强大的政策传播网络，形成了所谓的“旋转门”机制。这一机制为弥合传统学术研究与现实决策之间距离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4.智库活动的渗透性。在政策研究活动和成果的扩散方面，西方国家的智库固然有其工作语言上的优势（英语让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政策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上得分不少），但强烈的知识推广的意识无疑也是重要因素。西方智库的学者们愿意积极地设定政策议程，以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积极地引领更大范围的政策讨论，以扩大自己主张的影响力；最后为特定的立法或决策部门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当然，充足的多元经费渠道，也是保证大学智库活动影响深远的基本条件。
我国政策研究宏观环境的改观尚有待时日，但结合国际大学政策研究机构的实践经验，我们至少可以在高等院校层面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提高政策研究的水平。比如，大学可以致力于政策研究文化的建设。大学研究人员可以创造与决策者更多的互动机会，以便彼此认同对方的价值：决策者可以借助研究者来提高政策的质量，而研究者可以通过与决策者的交流获得未来工作重点和目标的指引。交流的过程是双方理解两种活动差异和交集的过程，而彼此的文化认同是大学研究向政策实践渗透的基础。
另外，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可以更多体现政策取向。虽然我们无法预料哪些知识必然有助于决策过程，但是那些基于充分事实和数据、包含建议和具体行动方案的研究，显然更容易向政策转化。从组织形式看，院校管理部门可以鼓励建立基于一定学科或跨学科的知识服务型研究机构，以便以团队名义承接横向的咨询服务项目，通过较小范围的咨询服务，这些团队可以不断积累经验和实力，为最终成长为有影响力的政府决策智库打下坚实基础。大学还可以鼓励本校的政策研究机构更多与国外的大学智库进行学术交流，以学习新鲜、多元的政策学术思维。
政策问题充满了政治性和社会性，不可能全然受大学知识的左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转化也不可能自动发生——这类学科研究的非功利性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纳的学术风尚。这就决定了大学智库的发展需要专门力量的持续推动。如果一流的知识转化水平是一流大学的题中之义，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大学研究发挥独特的决策影响力，政府决策部门就应率先充当高质量大学智库的“孵化器”，为后者提供持续的经费和政策支持，给大学智库发挥作用提供更大的舞台！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科学时报》 (2011-11-10 B2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