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行结果是否具有参考价值，取决于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所取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当前中国内地排行榜在这两方面均有欠缺。
今年，无论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还是英国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大学排行，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行中位居名次不一、亚洲入选前100的数量和名次也有差异。于是对比这两大排行榜，不少人感到很糊涂，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排行榜才好。事实上，类似的糊涂，在每年排行榜公布时都会发生。
由于这种排名差异的悬殊，有人会问，究竟哪一个榜单才是权威？究竟该相信谁的？进而，排行榜也屡遭争议，几乎每次大学排行榜放榜，都会有人批评排行榜的科学性。
分析排行榜
从大学排行榜的制作来说，本意并不是、也不可能对大学做一个权威的认定，而只是从一个视角对大学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对投资者（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具有某一方面的参考价值，但却不能反映办学的全部。于是，每个大学排行榜，都有不同的排行指标。这样，同一所学校在不同榜单上的结果必然会很不相同。而这种结果是否具有参考价值，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合理性；二是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
首先来看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合理性，这与对大学究竟怎样办学才是好大学的认识有关。在这方面，具有成熟办学制度的欧美国家的大学排行榜所选择的评价指标，更接近“好大学”。以美国来说，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选择的主要指标，几乎全部与学生有关，包括新生选择性（有多少学生选择这所大学）、新生留校率（有多少学生求学一年之后继续留在该校读书）、教师资源（学校中有多少班级是20人及以下一班、40人及以上一班）、校友捐赠率（毕业学生中有多少捐赠母校）。
这说明，大学的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而在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学排行榜，都没有上述指标。一方面，中国大学没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与自由转学制度，所以不可能有什么新生留校率；另一方面中国大学办学，普遍关注的是学校的办学规模、博士点数、硕士点数、发表论文数、申请专利数、科研获奖数，这些指标无疑把学校变成了文凭工厂（在学生方面），以及科研所（在科研方面）。
其次再来分析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相对而言，欧美大学的排行榜，在数据的收集方面，一方面依靠学校授权，另一方面通过具有公信力的数据公司获得，加之社会诚信度较高，由此，数据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很少有关于数据虚假的质疑。而中国内地的大学排行榜，数据的问题甚至比指标的问题更严重。由于信息不公开或公开程度不够，公众很难获得学校的办学信息；同时由于社会诚信度差，有的排行榜机构甚至以此进行权钱交易，在数据上做手脚，把某些大学的名次“做”上去，排行榜的公信力也就越来越低。而作为依靠市场竞争获得生存空间的大学排行榜来说，公信力就是其生命。
这也就告诉所有使用大学排行榜者（教育管理者、办学者、受教育者、社会人士），应该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排行榜的结果，不能因某个排行榜把学校名次排高而高兴，并将其作为办学的业绩，也不要因另一个排行榜排得很低而情绪低落，斥责其一钱不值，应该根据不同大学排行榜选择的指标，结合自身的需要进行客观的进退、优劣综合分析，作为办学、选择教育的参考。
这种理性，可以让大学排行榜合理地为己所用，而不受困于大学排行榜、把大学变为排行榜中的大学。另外，公众的理性看待，还可促使大学排行榜的制作走向合理，从无序走向规范，使其在指标的选择上更符合现代大学的特性，数据的收集更透明、阳光。
内地“排行”的公信危机
中国内地的大学排行榜制作一直遭到公正性的质疑。例如2009年《人民日报》曾报道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事件。
总体看来，中国内地的大学排行大致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钱名交易”，利用某些学校的虚荣心理，直接推广“用钱换排名”业务；二是“伪造数据”，对于一些需要进行深入调查方可获取的数据主观臆测，自行打分、填数，之后还标榜权威人士“投票打分”；三是“自我炒作”，以宣传攻势而非自身的公信度来“宣称”自己的权威地位。
除此之外，存在于大学排行榜中的普遍问题，是重规模、数据、投入、成本，而忽视质量和效益。很多进行大学排行的机构，对大学办学规律、大学办学理念并不了解，根本不具备对大学进行科学排名的“学术能力”，他们在指标的设置、权重的赋予上，存在诸多与大学办学水平和实力背道而驰的情况。按照他们的指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所培养了3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世界一流大学，可能在中国进不了前三，因为这所学校“小”得可怜，学生规模只有2000人左右。而在中国的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中，是学生越多越好，校园越大越好，论文发表数越多越好，学科门类越全越好。
据此，有人提出，应该取消内地的大学排行榜。其理由大致有二。
一是中国的诚信环境不允许。大学排行榜的制作，基本依据是各高校的数据，而现实环境中，中国各高校的数据在客观性、准确性、及时性等方面均存在问题，给排行榜制作者的“潜规则”提供了空间。
二是中国大学管理体制尚不成熟。在大学办学历史已经几百年的欧美国家，每每大学排行榜发布，都会引起争议；而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尚未构建，基本的大学理念，诸如大学之大在不在于规模之“大”、要大楼还是要大师、人才培养重要还是科研重要等等，尚在众说纷纭之中，大学排行榜的鱼目混珠也就难以避免。
另一种声音与之呼应，即取消民间大学排行榜，呼吁政府“权威部门”制作大学排行榜，给予大学权威的排名评价。
在笔者看来，那些要求政府部门排名的人士，肯定不了解大学行政评估对大学教育所带来的伤害，如果真由政府来排名，其结局只会比现在更糟。众所周知，上一轮持续五年时间的本科教学评估，已将行政评估的弊端暴露无遗，教育行政部门制订的评估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导致学校千校一面、缺乏个性；与此同时，由于行政评估结果与利益直接挂钩，导致权力寻租、弄虚作假在评估中频频发生。为此，教育界呼吁取消行政评估的声音高涨。基于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关于大学评价方面明确提出，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一纲要文本根本就没有提到要行政评估，反而传递出强烈的取消行政评估的信号。
而取消民间大学排名的建议，也只是一厢情愿。道理很简单，即便诚信环境堪忧、教育制度不成熟，并不表明所有的大学排名，“天生”就缺乏公信力，如果相关机构能坚持公信力、坚持正确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客观排名，其对眼下的大学发展也很有意义。毕竟，由社会机构对大学进行排行，对高等教育发展来说，也是一种社会评价。
公信力如何建立
问题就在于，大学排行榜怎样才能具有公信力？沿着制约大学的方向，对排行榜公信力的因素反推，其途径有三：
首先需要加大教育信息公开力度。与其要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排行榜，不如要求教育行政部门主动公开教育信息。在美国，联邦教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收集、调查教育信息，提供给学校和受教育者，为学校调整办学以及受教育者选择学校服务。对于大学来说，所有办学信息公开，包括学校和学院有什么收入、具体开支如何，不但要报告学校理事会(私立学校为董事会 )，还要接受教师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的监督。
在信息公开的环境中，以数据为基础的大学排行榜，很难在公开数据上做手脚。去年9月，中国《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实施。该办法规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上级主管部门和高校，应当建立健全高校信息公开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笔者期望，大学能真正建立保障信息准确、全面公开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包括请排行榜机构来做“咨询”的费用开支也必须公开，“潜规则”的空间将从根本上得到制约。
其次，建立大学排行榜行业规范。从学术研究角度说，任何学者都可以研究大学排名，但是，发布大学排名，却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而是一种商业行为，因为，无论将大学排行榜制作成图书，或是在媒体发布，其本身就产生商业利益(图书销售收入、报纸发行量和网络点击率)，而被大学排行榜排名的大学，也可将大学排名作为招生、争取合作者的一种宣传。从商业角度看，排行榜制作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而对管理部门来说，则有必要对进行排名的机构资质进行认定。当前，由于缺乏对大学排行机构资质审查，也缺乏对大学排行榜内容的监督，往往某个机构、几个学者，联合一家媒体(或网站、或杂志、或报纸)就可以做排行榜，让大学排行走向无序。
最后一条，还需要严厉打击排行榜中的“潜规则”。如前所述，大学排行榜，虽有学术研究色彩，但其实也是“商业产品”，因此，对于通过各种形式的赞助(包括学术报告、咨询)，达成大学与排行机构交易的行为，都应该以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业贿赂进行调查，决不能纵容这种交易行为。
也许有人说，大学排行榜制作，如不收赞助费(好听的名义是进行“大学发展咨询”)将很难生存，以及更好发展，但是，并没有人强迫排行机构进入这个领域。你要进入这个领域，就只能以公信力立足和竞争。只要排行榜机构自身立得正，以良好的公信力赢得信任，与其相关的市场和商业价值是非常乐观的。而那种盯着眼下利益，急于靠“排行榜”本身牟利的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