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校长Michael Spence：“大学必须成为这样的一个圣地，不仅在这里可以获得信息，同时你也可以在这里学到最为核心的思考技能。”
□本报记者 肖洁
“大学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凭什么拿这么多政府的钱和公共的资金？”10月19日下午，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玉泉路校区，面对台下数百名研究生听众，悉尼大学校长Michael Spence抛出了这个问题。
Spence当时是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19场报告会上发表演讲。他称下面的听众中就会有未来的大学校长，“非常重要的是，大家从年轻时就开始重新批判性地思考大学应该是什么。你们的思想将会直接塑造未来的教育，并且直接塑造中国的未来”。
大学的四块“基石”
Spence认为，有四个和大学直接相关的基本特点必须维护和保持。这四块“基石”对于大学的活力来说非常重要，也是大学的意义所在。
首要的就是大学对学生思考技能的培训。在Spence看来，很多大学都忽视了这一点，而只是强调工作技能的培训。
“不管一个人未来所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但最为重要的是他要学会思考。”Spence说，“大学必须成为这样的一个圣地，不仅在这里可以获得信息，同时你也可以在这里学到最为核心的思考技能。”他认为现代大学的课程设置不应只以信息为基础，因为“今天所学到的任何信息都会很快过时”。
“我们所需要的是有不同技能和思考能力的，能清晰进行思考的，能提出比较刁钻问题的，能有效表达自己想法的公民。因此，在大学里，我们非常希望学生能问刁钻的问题，我们鼓励学生进一步地去平衡、去考虑各种各样他们所拿到的证据和论据，来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论点。”
他提出要建立一个评估学生能力的体系，该体系不仅考核教学结果、所使用的工具以及学生学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评估学生学习的过程。
Spence指出，为了更好地培训思考技能，除了鼓励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奖励创新，还要平衡学生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平衡课堂内外的教育影响。
Spence谈到的第二块“基石”是：大学应该是一个允许自由问询的地方，他认为问询的自由会带来一系列的结果，这些结果则会引领一个大学的改革。
“教授治校”是Spence比较倡导的观点。他说，学术社会里，应由学者自己来决定到底教什么、研究什么。他介绍，悉尼大学在改革过程中，尤其在一些大学事务决策会议上，尽可能多地让学术代表参与，把他们的观点融入最终决策。
“虽然这样制定一个大学的共同规划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但是这样做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错误。”
充分开展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则是Spence强调的大学的第三块和第四块“基石”。
没人有资格对中国最好的大学指手画脚
2008年开始担任悉尼大学校长的Spence本科和硕士就读于该校，博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历任牛津大学法学系主任、牛津大学四大学部之一的社会科学部负责人。他深谙西方各国大学的特点和风格，现在与中国教育机构的交流也很频繁。
一位听众请他谈谈中国的名校应该如何提高竞争力。他迅速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我不觉得世界上谁有资格可以站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面前理直气壮地指手画脚。”
Spence称赞中国大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非常好，“真的是非常抓人眼球”。
但他也指出，全球任何一所大学都可能面临的挑战是，去聘用可以找到的最聪明的人，并且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条件，让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可以进一步蓬勃发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一点听起来似乎显而易见，但它正是最复杂、最难以实现的。”
Spence认为，这涉及到对大学的资金投入，也涉及到他前面谈到的四大“基石”建设。“这可能是大学成功的秘方。”
《科学时报》 (2011-10-27 B2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