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洪蔚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中科院的众多院所中显得颇为“另类”。这是一个兼具科学与人文双重特征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始建于1957年，其规模目前在科技史研究机构中位居世界第三。
在20世纪的几十年间，科学史所主要致力于整理与研究祖国科学技术遗产，考证与描述科技成就、科学家与发明家的历史贡献，构建知识的学科史。在中国古代科技的史实考证、复原与学科门类史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解决了不少重大学术问题。
继往开来迎发展机遇
“中国科学院实施‘创新2020’，为自然科学史所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不久前，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尤其关注增强研究所实力与长期竞争优势，锻炼人才，取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带动力强的原创成果，出高水平专家、出思想，努力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世界的拓展与跨越。”
基于几十年的学术探索，科学史所组织国内专家于近年完成了20余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该丛书是我国古代科技史学工作的总结，代表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较高水平。
近些年来，科学史所又将古代科技史研究拓展到传统工艺、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等交叉领域，于2004年成立了跨所的非法人机构——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
其实，早在“文革”结束后，科学史所就开始开拓新的研究领域：1978年开始研究近现代科技史，出版“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丛书；1998年开始尝试以科技史为主要基础的科技战略研究；2002年开始研究科学文化。
如今，科学史所已形成以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和西方科技史为主体，以科技哲学、科技考古等为辅的学科布局。
突破创新探科技动力
“在‘创新2020’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科学史所的‘三个突破’。”张柏春说，“其中第一个突破，就是试图走出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成就描述’的研究范式。”
张柏春介绍，过去，我国科技史家主要解决古代科技“有什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描述发明创造达到了什么高度。一般会忽视成果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由哪些知识和因素促成的。而不研究这类问题，就不好阐释古代科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为了作出突破，科学史所自主设立了“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项目，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科学概念与理论的创造、技术发明与创新的产生、科学理论与经验知识的关系、思维方式与知识表达、知识的传播与再塑造和知识的全球化等问题。“我们期望通过这种研究，解读科技知识创造与传播的过程和机制，尤其是科技知识在中国的创造与传播。”张柏春说。
如果说对“成就描述”的突破，更多地着眼于学科本身的长远发展，那么院史研究与战略研究的突破，则着眼于满足重大需求，并为建设国家思想库作出贡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史学服务于国家的一个立足点。“未来几年里，我们将着力研究科学技术的学科发展战略、科技革命与现代化研究等问题，思考面向现实与未来的重大课题。”张柏春介绍，为了解读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科学史所启动了“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究专题，并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国作为首选案例。
张柏春说，这八个国家很有代表性，有些是科学革命或技术革命的发生国，有些则是后起之秀或仍处在赶超阶段的国家。开展这种系列研究，有助于“认知科技发展的长时段规律、科技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出有思想的观点和咨询建议”。
立足长远谋良性互动
作为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科研机构，充分研究中国科学院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是其责无旁贷的。实际上，“中国科学院的历史是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张柏春说，院史研究对科学院自身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可为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在“创新2020”实施期间，科学史所将继续研究中国科学院及其学部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中科院如何为创造新知识、推动科技进步、满足国家需求作出贡献等问题。
目前，科学史所正在构建以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的认知、中国近现代科学机构史、中外科技发展比较、科学与文化、科技发展理论与战略等交叉研究为重点方向的基本布局。
为解决科研布局不平衡、科研队伍不整、资源不足、支撑平台建设与管理改革滞后等制约研究所发展的瓶颈问题，科学史所正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建设数字化的专业图书馆、实验室等科技支撑平台，改革体制机制，继续加强与国际一流机构的合作，营造潜心致研的和谐氛围。
“我们瞄准的三个突破与学科长远建设，实际上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实现重大突破，带动学科建设，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研究所就有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就能促成重大突破——实现从古代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发展目标。”张柏春说。
《科学时报》 (2011-10-24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