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记得北大百年校庆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校友，三三两两来到未名湖畔，在蔡元培先生的铜像前合影留念，追思老校长治学育人、开一代新风的历史功绩。说实在话，百年校史，真正有所建树、永垂校史的校长能有几人，蔡元培先生当之无愧是天下第一人。
余生也晚，没能见过蔡元培先生。百年校庆来校的校友中，恐怕也很少有人亲聆老校长的教诲。当年访问90高龄的严济慈，老人家回忆起抗日战争时从法国经香港前往大后方的昆明，那是1938年春天的事。严济慈说：“我在香港迎接我爱人和一家人，然后坐船到安南的海防，再坐火车由老街到昆明。那时到昆明去要走安南，路很难走。安南是法国的属地，所以是很难去的。那时，蔡元培先生也在香港，托我给他办护照到昆明去。蔡元培先生逝世后，他是葬在香港的。有人攻击他，说他没有到后方去，蹲在香港，死在香港。我在昆明给他公开证明，我说蔡先生托我办护照，到香港的法国领事馆办签证，说他不想去后方是不符合事实的。”听严老一席话，方知蔡元培死后还有一桩遭人诬陷的公案。1940年3月5日，蔡元培逝世于香港。毛泽东发来唁电，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对他的一生作了很高的、符合实际的评价。
最近，读《文明的呼唤——蔡元培文选》（聂振斌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对我而言，也算是补课吧。因为对于老校长，我并无更多的了解。细想起来，也觉得惭愧，活了大半辈子，对于许多耳熟能详的名人，我们又有多少了解呢？
蔡元培的人生之路颇具传奇色彩。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少年得志，16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授职翰林院编修，实现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走科举登上政治舞台的抱负。然而，蔡元培并不迷恋官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看透了清王朝的腐败，遂与清廷决裂，弃官南下，回到故乡办教育，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满革命活动。值得一提的是，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40岁的蔡元培毅然赴德国留学。他并不像有些早期留学生去外国镀镀金，混张假文凭，而是执著地学习外国文化。他先在柏林学了一年德文，后入莱比锡大学三年，主要学习哲学、美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等。所以说，后来当北大校长，以及出任教育部总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学术见解，是与他的治学经历分不开的。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1927年辞去校长职务。倡导“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和发扬科学民主的精神，是蔡元培治校的宝贵经验。他强调发展教育与科学为强国之本，“盖尝思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又提出：“在这竞争的二十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国家，没有不贫弱的。”
关于什么是大学的真谛，他明确指出，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法则是大学存在的基石，反对教会、君权干预学校，认为：“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和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即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学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又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些见解，贯穿于蔡元培的治校方略，和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念当然根本不同。北大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并且在西南联大时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大概与此有关。
蔡元培热心传播美学思想，提倡美育，他认为教育的内容不外乎科学和美育，“美育者……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在1921年2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806号发表的《何谓文化》中，他认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之外，还有许多的机关”。提出兴建图书馆、博物馆，设立研究所，举办展览会、音乐会，发展戏剧电影，出版书籍报纸等繁荣文化的措施。他以欧洲各国为例，率先提出建博物馆以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必要，“有科学博物馆，或陈列各种最新的科学仪器，随时公开讲演，或按着进化的秩序，自最简单的器械到最复杂的装置，循序渐进，使人一览了然；有自然历史博物馆，陈列矿物与动植物标本，与人类关于生理病理的遗骸，可以见生物进化的痕迹，及卫生的需要……”这里，蔡元培给我们描绘了现代科技馆的场景，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写到这里，忽然突发奇想：蔡元培先生的铜像立在未名湖畔，从春到冬，他或许会纳闷——他担任校长的老北大，应该在沙滩，那里有红楼和民主广场。他不明白为何老北大的房产校园被人所占，而北大又霸占了昔日燕京大学的校园。在世界名校的历史上，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恐怕仅此一例。让老校长长期流落到陌生的未名湖畔呀——这恐怕又是一桩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公案。
相信会有一天——不管多久，老北大被侵占的校舍校园能够落实政策，还北大以本来面目，也给历史一个交代。
这是几代北大人的期盼。
《科学时报》 (2011-10-13 B3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