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南渡》，岳南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定价：39.80元
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却又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在20世纪初期，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知识界却如喷涌般出现了诸多被后世铭记于心的大师，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作家岳南为这群20世纪知识分子所塑的宏伟群像——《南渡北归》，1月10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首发。
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
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著名人类学家克罗伯曾这样问。或许岳南是要从这些大师的足迹里找寻一些答案，在写作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他又雄心万丈地要为那个时代的一代人、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造像，这便有了《南渡北归》的诞生。
所谓“南渡北归”讲述的是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南渡北归》堪称史诗般的著作，共计160万字，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机构众多，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从上海流亡桂林、昆明、四川南溪李庄的同济大学；有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以及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名流大师由北平、南京迁往西南抗战后方的艰难历程和人生轨迹。作品的人物则更为广泛，包括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蒋梦麟、梅贻琦、朱家骅、胡适、傅斯年、陶孟和等两代学术大师的生命轨迹，以及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徐志摩、沈性仁、陈衡哲等人的爱情纠葛与学术贡献。
该书的出版方，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隽青认为，通过本书，不仅可以了解到那个烽火年代学术界的悲欢离合，也可从大师们行为背后的大环境了解到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很多事情，从大到小一应俱全。
灵感来自《水浒传》
《南渡北归》时间跨度长，所涉人物多，并且这部书不是简单的人物传记或大事年表，而是真实地还原那个时代学术大师们的交往与对峙、命运与追求。这样浩大的工程，岳南是怎么做到的？
在新书发布会上，评论家解玺璋就掂着沉甸甸的“南渡”感叹“太厚重了”。《南渡北归》三部共160万字，包括120万字正文和40万字的注释。“《南渡北归》的注释非常多，说明岳南治学严谨，我想现在人写书很少会花这么多时间在注上，注释非常重要，它可以把不能放在正文里的背景和基本材料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读者。”解玺璋说。
岳南花了极大的精力在大陆和台湾的研究所里搜集了所有能搜集到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写作过《风雪定陵》的他，非常认同一种考证方法——田野考古。于是他在创作《南渡北归》中坚持到当地走访，大量积累第一手材料。傅斯年当年炒菜的油壶，闻一多先生住过的房间，岳南都找到了，考察过。
据了解，为写这部史诗巨著，岳南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考察，搜阅近千万字珍贵资料。提到这点，岳南认为，要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如此宏大规模的史事，写得真实一点、像样一点、专业一点，作者必须到事件的发生地和人民群众之间；必须经过详细的考察了解，然后才能达到心中的目标。
岳南深刻地记得美国畅销书作家谢尔顿说过一句话：“如果我在书中写过一个地方，我必定去过；如果在书中写了一道菜，吃过一条鱼，比如在菲律宾或南非，我必然去过这个地方并亲自在酒馆里尝过。”
面对上千万字的材料，如何梳理成章成书，这是岳南遇到的下一个问题。
岳南说他是从古典名著《水浒传》中找到灵感并有所模仿的。抗战爆发之后，内地的知识分子都陆续集结到西南地区来了。这个情景与《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陆续向二龙山和水泊梁山集中有相同相通之处，“当然，二者流亡与集结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抗战是外患，后者是内乱，而各自集结后的思想境界以及事功也不能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岳南还是从这部古典名著中找到了写作的发酵剂。
《南渡北归》点题是抗战，岳南由1937年的抗日战争开始起笔，众知识分子们沿着抗战这条线（精神的和现实的）一路南行，在路途中他们命运坎坷，历尽千山万水和千难万险。待一连串的人物交代清楚之后，再来个笼统打包，聚义到李庄的中研院与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李庄、昆明、长沙、泸州、宜昌、桂林、蒙自、滇川……这些散落在广袤山川里的名字，和流亡的学人们一起变得熠熠生辉和耀眼起来。就从全局高度了解抗战烽火里群生百象而言，岳南自己觉得这个手法和视角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他认为自己的视角比起许多学者单纯描述残酷抗战生活的文字来说，能够让今天的读者看得更从容。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自从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发问以来，人们一直在探寻它的答案。在《南渡北归》新书发布会上，遥想当年的大师辈出，再加之《南渡北归》腰封上的一句“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人才的培养也成了探讨的焦点，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与解玺璋分别谈了自己的思考。
纵观人类的学术历史，世上恐怕少有一段历史进程像中国抗战八年这样，国家多舛而学术益盛的。《南渡北归》里重点书写的“李庄”与“西南联大”，那些学者在隆隆炮火、朝不保夕的困境里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探索；在既无“评奖”也无“职称”乃至没有一点稿酬回报的前提下，还能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地一部一部地推出学术精品，培养出大批日后成就斐然的优秀人才。如此大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令人感动万分。
“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出现了这样多的大师，培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现在我们大学的硬件已经超过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钱老还提出那样的问题？”张鸣认为，那时虽战火纷飞，但学术和政治是分开的，自由的氛围，大师们对学术的独立与追求都值得我们深思。
解玺璋认为，《南渡北归》实际上是展示了民国期间我们中国文化的文脉，为什么“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是文脉被掐断了，就像一棵树一样，根死了就干枯了。“而想要中国文化这棵‘枯木’能够‘逢春’并不容易，有很多制度和根本性的问题。但岳南等人所做的工作，把过去的历史真相还原出来，让大家都有一种感悟，能够唤起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东西，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解玺璋说。
《科学时报》 (2011-1-13 B3 社科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