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钱伟长，年富力壮，激情四溢，就像绝大多数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报国之心，急切地希望把他们所掌握的世界科技发展动向、最新的知识、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奉献给周围的同事、所在的单位和自己的国家。

 

1949年至1956年，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在国家事务方面，都显得很是忙碌而且总是自信满满。在清华大学，他于1949年成为首届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教务长（刚解放头几年，没有任命新的校长，由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主政，教务长是周培源，还有一位副教务长是费孝通），1952年升任教务长，1956年升任副校长（校长是蒋南翔）。在学术界，他是全国力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还有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办者之一并任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自动所与自动化学会的创办人，是中国科学院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在国家事务方面，他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在1949年至1956年的短短几年间，钱伟长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少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项贡献是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还有一项贡献是他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为确定我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培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召集了来自全国各行各业600多位专家、学者，集中住在北京西郊宾馆，费时近半年（1955年秋至1956年春），确定了57项任务。在规划过程中，当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汇报的时候，周恩来提出要从这57项任务中找出特别紧迫的需要国务院支持的项目。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又另外组织了一个“紧急措施小组”，这个小组成员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黄昆、罗沛霖、王大珩、马大猷等人，按照吴明瑜的说法，“他们都是中国科技界精英中的精英。”

 

吴明瑜，时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参与者，也是以后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稿的主要执笔者。“紧急措施小组”经过讨论，提出了6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就写出了需要重点发展的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四大紧急措施”的文件。这个文件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即决定在中科院新建了3个研究所和1个研究室，即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电子学三个研究所和在物理研究所内新建半导体研究室，还从各个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了一批优秀学生进入研究所、室。钱伟长受命筹建自动化所并任所长。这四大紧急措施不仅是由当时世界科技发展形势所决定，也是代表世界技术革命的标志性领域，而且和当时中央决策的原子弹、导弹的“两弹”计划相一致。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以后，更显示出这个规划的超前性、正确性。

 

当年，在“十二年科技规划”工作结束时，周恩来特别提到了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贡献，称他们为“三钱”。从此，“三钱”之名享誉九州，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仰慕的科学明星。

 

中国力学界认可一种说法，即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和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周培源，生于1902年，卒于1993年，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清华学校毕业，192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钱学森，生于1911年，浙江杭州人，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父”，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曾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生于1909年，卒于1968年，山东荣成人，应用数学与力学家，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就读硕士，1945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飞机回北京汇报工作，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在失事现场，人们发现他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是在飞机坠毁前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在令人心碎的遗骸中居然完整无损地保住了资料。同年12月，国家内务部追认郭永怀为革命烈士。钱伟长和上述三位科学家，在科学、教育事业方面有着很亲近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十二年科技规划”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郑哲敏，在2006年4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纪念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50周年”座谈会上，回顾那一年参加力学科学规划的历史时说：“力学学科以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笔者注：也有学者称为‘工程科学思想’）为核心，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引导工程的发展。当时力学人才非常少，力学知识非常浅，与航空、航天需求形成巨大缺口。钱学森、钱伟长紧急筹办力学研究班，希望在短期内培养有工科背景的复合型力学人才。在十二年科技规划以后，第一个力学班于1957年2月开课，钱伟长、郭永怀亲自执教，第一批学生120人。同一时期，钱学森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所以为国家服务、特别是为国防服务为目标，以‘技术科学’为指导思想，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我国力学以“技术科学思想”为核心、力学工作者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钱伟长在1956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力学大会学术报告中，有着更详尽的阐述。时过29年以后，他在1985年山东省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再次阐述了上述思想。另据当年中科院秘书处负责人、力学所筹建者之一的朱兆祥回忆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曾对他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学森回国之际，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再加一些研究人员。此事已经和钱伟长、周培源酝酿过，大家都赞成钱学森当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钱伟长于1953年在数学研究所内创立了力学研究室，力学研究所则建立于1956年1月。

 

从“四大紧急措施”的提出到力学所、自动化所的创建，为我国后来“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钱伟长的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大概是因为钱伟长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功和快乐，都是从敢想、敢做开始的，所以他不但在科学问题上，而且在社会问题上也常常标新立异，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并因此在1957年以后遭受长达20年的误解和不公正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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