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又一次引发了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热议。我想问题的关键之一，是高校管理要更新思路。
高校管理的思路，包括教育部对高校的管理、高校对员工的管理和对学生的管理，就其指导思想而言，大体上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认定大多数人都有好逸恶劳的习性，所以管理之道就是对员工或学生实行严密的监控。于是，一整套缜密的量化考核指标是少不了的。对于教师，就得考核他们上了多少课、带几名研究生、发表了多少数量和级别的论文、有多少课题经费，等等；对于学生，就得看他们修了多少学分、考试成绩如何、获过哪些奖项，以及规定研究生在学期间有没有在相当级别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等等。实行“教考分离”、上课点名，也是这种理念的产物。我国的大中小学校所推行的管理模式，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种。作为学生的家长，也多是更加看好对学生“管得严”的学校。
另一种是认定大多数人都有把工作做好的愿望，所以管理之道主要是帮助员工和学生排除工作和学习中的困难。在那里，设置什么专业、开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都没有硬性规定。这种管理模式给员工和学生尽可能多地提供纵横驰骋的发展空间，由于少了许多束缚，也必然地更加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崛起。我们在国外的许多大学都不难发现这种粗放型的管理模式，为人们所追慕的西南联大，也基本上属于这种模式。我想，钱学森所考虑的办学模式，应该就是这一种。
必须承认，以上两种管理模式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是有弊端的。粗放型管理的缺点，是可能会被少数不求进取的员工和学生钻空子。缜密型的管理使科研成果有了数量保证，在这类高校工作不便偷懒，但是难以期望高水平的突破。缺乏自我管束的学生报考这类高校不易出大的纰漏，但却会使某些本来富有创新潜力的学生倍受束缚。我们从何兆武的《上学记》（三联书店版，2006）中会发现，西南联大也有教学很差的教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学生，也有能力很一般的。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权衡，如果积极进取的员工和学生所营造的氛围足以影响其余大多数人，我们就有理由考虑这种管理模式。
一般地说，粗放型的管理要求高得多的掌控水平，要求校系领导者对高等教育具备比较深刻的见解。这类高校的管理更注重学风和教风的总体打造，而较少凭借细密的量化指标。规模太大的高校由于管理者无法熟悉员工，教师也难以深入了解学生，所以恐不适合于实行这种管理。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是当年钱学森就读的学校，它只有6个系，本科生900名，研究生1100名，教师（含博士后）1000人。必须承认，在百余年来始终坚守一个很小的办学规模，是它得以维系世界一流办学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年的西南联大也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大学，它办学8年，毕业生还不到4000人。
有人怀疑，在缜密型的管理之下，高校尚且出现了那么多学术腐败事件，要是放弃这种理念，高等教育的局面岂不更加不可收拾！但是，管理的粗放不等于宽松，更不是说不能辞退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续聘的员工。对于学生的道德过失（如考试作弊），其处置会是更加不留情面的。这类大学也通常要贯彻比其他大学高得多的中期淘汰率。粗放型的大学不是不提倡严谨的学风，但是这种学风更多地不是靠自上而下的管束，而是靠教师和学生的自觉把握和学校环境的熏陶。管理缜密型的大学在密切监控员工和学生的懈怠行为时，却常常忽略了发生于管理人员自身的懈怠。管理者往往试图制定过于简单的办法来应对复杂的客观情况。这几年揭发出来的许多学术腐败事件，不但是由于员工的懈怠，而且也由于管理者贪图方便。事实上，学术腐败的问题显然不是依靠建立一种更加缜密的全方位扫描所能解决的。
在粗放型管理的高校中，学校提供的教学资源除了课程，还更加重视为学生提供尽量充沛的文献资源和尽量好的实验条件，特别是经常提供学生与本校最好的教授之间的交流机会。粗放型大学的考试也较少采用标准化试题，而更加鼓励学生开放式的思维。这类大学对教师的考核则更重视教学和科研所达到的质量而不是工作量，还应该允许教授对少数学生（例如5名学生）开课，在教学风格等方面给予教师更大的自由度。如果要说这种管理有宽松的方面，那么它只是体现在积极方向上的宽松。这种管理模式对于造就最优秀的人才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更强调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就使得有一些入学时成绩尚好但自制力较差或缺乏独立见解的学生因此而荒废学业，所以会是一种不见得适合于大多数学生的模式。
由此可见，对整个国家来说，缜密型管理的高校仍然是需要的，而且将继续作为高等学校的主流模式；本科生规模在万人以上的大学仍然是要办的，但是为了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造就一代有创造力的人才，除此之外还需要办一批规模较小的、采取粗放型管理的大学。我同意北大陈平原教授的观点：教育部管大学，最好是“抓小放大”。（《群言》2009，〈3〉，4～14）所谓“放大”，就是让实力最强的几所大学自由发展。所谓“抓小”，就是对一些基础薄弱的学校，必须确定标准，严格把关，帮助它们逐渐走上正轨。我国的大学近年来已经普遍地纳入了规模大、系科齐全的轨道，如果说短期内难以转变管理模式，可否考虑先对某一个系放权，实行粗放型管理。如果这种模式先在两三所高校取得了成功，而且逐步推广到全国约20所左右的高校采取粗放型管理，那时候我国的社会人才结构也将会焕然一新了。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0-1-15 A3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