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有两条消息的关注度甚高。一是98岁的著名学者季羡林辞世，他生前支持一所民办高校发展的故事，成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美丽注脚（新华社7月16日报道）。二是目前正值高校录取的关键阶段，高校统招录取如火如荼，而民办高校之间的招生大战也渐趋白热化，“暗战”激烈，致使不少考生、家长感觉上当受骗（《现代教育报》7月21日报道）。
两条信息都与民办大学有关。综观中国教育史，办教育总是两条腿走路。时至今日，民办教育的重要意义决不应再忽视。”而《现代教育报》的消息似乎告诉人们，高等教育“民办”和“公办”的两条腿走得并不协调。
当前的民办高等教育，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一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是否需要“民办”？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建国前，国内高等教育体系可谓百花齐放：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国立大学，有安徽大学等省立大学，有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教会大学，还有厦门大学、东吴大学等私立大学。建国后，享誉海内外的多所私立大学均收归国有，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再有国立、省立之说，所有大学均为公立。
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多样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在于，当大众化甚至普及化来临时，单一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无法满足庞大的求学需求，高等教育分层体系使传统名校更多地承担培养精英人才的任务，需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供给来满足高等教育求学需求。此外，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有利于形成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办和民办之间的竞争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民办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
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公办教育的补充、对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援助不足的补充，民办高校以灵活的办学方式逐渐发展起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78年的1.55%增长到2008年的23%，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在精英化教育时代民办高校是高等教育体系的补充，那么在大众化时代，民办教育应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半壁河山。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1999年为742万人，2003年达到1900多万人，增长1.56倍；而民办高校各类在校生为148.8万人，2003年为181.4万人，仅增加21.9%。
二是，如何让高等教育的“民办”和“公办”的两条腿走得更加协调、更加稳健？可以从政府宏观管治和民办高校内部治理两个角度考虑。
从政府管制来说，我们经常看到的说法是“鼓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后来，《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鼓励”变成“促进”。但从实质上，财政援助作为基本的“鼓励”和“促进”措施，一直没有落到实处。《2002中国民办教育绿皮书》显示，民办高等学校的筹资结构为：财政预算内拨款为5.4%，学杂费90.2%，其他4.4%。美国1991～2001年非营利性私立大学的筹资结构为学杂费24%，联邦政府经费10%，州政府经费1%，地方政府经费1%，私人馈赠和合约14%，捐赠收入31%，销售与服务收入16%，其他收入4%。由此看来，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大学主要依靠学费收入维持生存，而国外私立大学不仅有政府较高份额的稳定支持，更有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从内部治理来说，应明确办学目标，改善治理结构，建立董事会制度，提升师资水平，竞争录取优质生源。同时，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私立大学，建立董事会和校长各有侧重和区别的治理结构。实际上，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改进教育质量、塑造教育品牌。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博士将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概括为四种模式，其中“扩张主义改革者”放弃传统的精英教育理念，坚持培养目标多元化和教育机构多样化并行。这种观点，对我们现在高教事业的发展，也许有启发意义。
《科学时报》 (2009-7-24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