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人类基因组测序，我们不得不追溯到40年前的一只只全身透明、体长仅1毫米的线虫，正是对这种原核生物细胞凋亡的研究，为后来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奠定了基础。那么，是谁一开始就对线虫发生兴趣，并对基因组测序进行着坚持不懈的研究呢？

 

他就是被誉为“基因图谱之父”约翰·萨尔斯顿教授。2002年，他与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不久前，约翰·萨尔斯顿低调来到北京，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闻讯而来的“粉丝”——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和不同年龄段的科学爱好者紧紧包围。

 

 

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教育文化处与公众交流时，萨尔斯顿教授提出“谁在掌握着科学”的问题，并开诚布公地阐述了自己的科学理念。

 

萨尔斯顿认为，目前科学研究出现了一种循环模式，先是通过政府投资形成科学发现，然后形成知识让公众得以了解，等到应用阶段时，私人资金开始介入，使这个科学发现实现商业化。

 

然而，这个循环也出现了一种恶性发展的趋向，科学成为了某些人赚钱的工具。以医疗卫生领域为例，目前全球研发经费支出只有10%投入到那些导致人类健康威胁90%%的疾病当中。而1975年至2004年，世界上研发的新药总数为1556个，其中75%%的新药没有更多新的疗效，很多药物之间的药性非常类似。显然，研究做了不少，却没有真正解决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钱被浪费掉了。

 

他说，造成这种情形的原由是垄断阻止了新的科学创新。贫穷地区的人负担不起昂贵的药费，科学研究正越来越为富人或富国服务。显然，科学在为资本“打工”。

 

他强调，科学研究本身是要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直接去解决问题。科学不应成为赚钱的工具，它应当服务于大众，这是科学家的责任！这应在科学界形成一种文化。

 

 

在与中国青年科学家和大学生座谈时，萨尔斯顿教授坦言，自从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以来，他在公共知识这一层面上有了更多的思考。他说，人类基因组研究太复杂了，要想通过私有空间秘密地搞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项工作需要每个人完成自己的一部分工作，然后进行共享才能够完成。“我们不仅仅研究出了人类基因组的一些成果，同时也为其他物种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获得了更宝贵的成果，也就是说可以比较不同物种基因组的异同。例如，通过比较人的基因组与老鼠的基因组，就可观察到不同基因组是怎样运作的。由此，我进一步认识到，对于重要的基础知识而言，公开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萨尔斯顿强调，科学与体育竞技不同，个人奖项的确存在，但不是最重要的。联合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周围的世界，再用这种理解去造福人类。合作在研究中至关重要，因为现有知识就是新知识生长的温床，这就要求我们为了共同前进而无私分享。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萨尔斯顿教授在2000年发表了人类基因草图序列后不久力主公开基因图谱的举动。作为科学家，他指责以基因组图谱作为私人公司知识产权进行牟利的做法“完全不道德”。为了尽量避免科学研究成为不法商业机构的牟利工具，他和他的工作团队选择了提前公开基因组图谱的研究成果。

 

 

萨尔斯顿教授现任英国人类基因学委员会执行主席和曼彻斯特大学科学、伦理和创新学院主席。他说：“实际上，我是社会科学家。”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两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已不再做具体工作，转而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在中英庆祝科技创新30周年论坛上，萨尔斯顿教授提出，全球化意味着责任的全球化。

 

他说，对于大型研究项目，如全世界卫生、全人类健康这种大课题，特别需要公共资金的支持。我们不能让自由市场来主宰，自由市场是不适合用来解决这些特大问题的。

 

他认为，在卫生保健领域，必须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更全面的合作。企业界已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开始建立公私合作来应对以往被忽视的疾病，如英国的葛兰素史密斯公司最近跨出了勇敢的一步，降低了其在最不发达国家的药品售价，并且把关键专利贡献给了共同专利池。这样的举动值得赞赏，希望其他公司也能仿效。

 

他还表示，在创新发展过程中，人类一定要携手共进，不要互相“掐脖子”。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不要进行破坏性、毁灭性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需要进行更多的交流、合作，这样社会才会更好。

 

在回答听众的问题时，萨尔斯顿教授说，曾有心理医生做过这样的调查工作——在怎样的社会里，人们是最幸福的？也许有人说幸福这个东西是无法衡量的。但是有关研究发现，在不公平的社会当中，人们感到最不幸福。所以要提高幸福指数的话，确实需要减少和去除不公平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