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民主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社会各界包括一些大学校长对此基本上是有共识的，即当前我国大学在管理方面亟须推进民主建设。
在今年3月8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上，16位政协委员作主题发言，痛批大学衙门化，他们说“大学校长不是官僚……大学校长应该是民主楷模……大学校长应该秉持学术独立之坚定信念……”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建议，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校长。激烈抨击教育部高校评估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尖锐指出，“有些人把项目的思维、工头的思维带到大学管理中来”，表达了对高校管理不民主的强烈谴责。(以上引文见《南风窗》今年第7期)
可是，有人认为我国大学的民主发展不是严重滞后，而是“超前”了。如果这话是某位教育界官员说的，可以不理睬，然而它是某著名高校“海归”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余英时的门生罗志田先生讲的。
罗教授先后在3月19日、4月2日的《南方周末》发表《学术需要民主吗》、《学术评定不宜以多取胜》两文，告诫我们不要把“民主”当“万应灵丹”。
请看他的两段原话：“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就是，一般都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我们在不那么需要民主的地方，又往往走在世界前列，比那些民主思想发源地的欧美国家，似乎还更‘民主’。目前大学里的‘民主’趋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样一种超前的发展，部分可能因为我们试行‘民主’的时间太短，愿望又太强……”；“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民主’是否真是万应灵丹，同样适用于教育和学术？读书人和非读书人，都可三思。”
与罗博士相比，我自知是“非读书人”，我也肯定属于对民主愿望“太强”的人，但我“三思”又“深省”之后，觉得罗先生的论点与论证根本就站不住脚。
罗先生的论据之一是：“……学术界也特别愿意推行类似政治方面的‘民主’，而忽视了两者在很多方面的差别。如今我们很多大学都仿效美国总统的方式，校长只能连任一届，这恐怕就未必‘与国际接轨’。从我们看重的大学排名看，现在世界排名前列的那些美国大学，已经办了约三百年，但历任校长也不过二十来位。这是因为他们的校长虽有任期，但对连任一般没有限制，短者不满一任，长者有时达一二十年(似还有更长的)。”
罗先生的说法类似指鹿为马，因为中国所有大学校长的任命与任期制，根本不是“学术界”所“特别愿意”推行的。谁人不知，除了少数民办高校，国内公立高校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比如说，副部级高校的校长都是中组部管理的？如前所述，这正是高校衙门化的表现之一，与“民主”关系不大吧？若说有任期、任期短就是“民主”制，中国自秦汉实行郡县制以来，县官一任三年，岂不是早就实现“民主”了？
我虽然没有去过美国，也知道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没有年纪上限，麦凯恩参选时有72岁；但中国官员不论提拔还是退休，年龄都很重要，搞“一刀切”，这是由中国当下特殊“国情”决定的，否则不能“摆平”。我也知道，国外实行地方民主自治的市镇，市镇长的年龄大小、任期长短、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得到本地本社区的居民认可。
罗先生说中国大学民主“超前”的论据之二是：“如今涉及学术的评审和评定，不仅都是集体投票，且参与投票的人有日益增多的趋势。……为体现程序的‘民主’，投票多采取匿名方式，结果是所有决定都由集体做出，基本排除了任何个人的责任。”
果真都是如此，当然是有弊病的，从防范学界官僚与“学阀”专权不公，走向了集体不负责任。但罗博士开出的药方是，“从学理层面言，学术评定似由相对少数的人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更好，关键是评定者要充分承担责任”。
这就怪了：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不正是“民主”的方式吗？“宫廷政治”、专制独裁最忌或不屑于“公开透明”，而“公开透明”正是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前提呀。众所周知，与“简单多数”的古典民主不同，现代民主本来就包括一系列互补的制度设计，岂可借一两点不完善的做法否定发展民主的必要性？
民主是个很复杂的话题，不是这篇短文能展开讨论的。我想，简而言之，大学管理要民主，学术研究要自由，不要把关涉各方利益的人财物的管理和学术研究混为一谈，只有傻瓜才会说学术观点要少数服从多数，才说涉及知识产权的创意也必须公开透明。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