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摄于洪堡大学。
(一)
审读几部忧患当代大学命运的译稿时，偏偏赶上国家电视台的哪个频道，也正连篇累牍地播放着宣传国外知名学府的系列节目——照例是一路的天花乱坠，仿佛下界仰望着天国。
这种漫无边际的追捧，首先引起我关注的还不是它那骨子里迎合了强烈牟利动机的“学店”做派，而是装潢在其表面的、很少引起公众怀疑的神圣性。就冲这种煞有介事的神圣性，我简直有些不忍地念及：在这个空空如也的时代、这个无所遮蔽的世道，就别再去撕破家长们仅存的虔诚了吧？试想，除了大学、重点大学乃至于海外著名大学这种拾级而上的现代殿堂，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更庄严的所在，来砥砺自家小孩子苦其心志呢？
我甚至还愿意宽容地理解：在大众的心理中，大学这般地受到迷信，又不光因其在理想的维度中，曾经充填了少年时代的童稚幻想，还更因其在现实的层面中，往往构成了人生履历的实际转折。借助于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跟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共谋关系，任何一个跃过这道龙门的人，都有可能得到一次真正的提拔，从此好官得做，骏马任骑。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校友们，天然地就会充当母校的终身粉丝，这里既有心理学的基础，也有社会学的考量。
要是事情仅限于此，一切都还算罢了。不过，要是这类神话并非来自大众传媒，而是来自我们学院的内部，把一个寻常吃喝拉撒的所在，说成是“到处莺歌燕舞”的庙堂，那就叫人很难忍受了。正好比遭遇到一位私心过重的寺院住持，老在那里不遗余力地公关，煽动别人往自己的荷包里进香。尤其是，一旦谈到海外的名牌大学，最怕的就是那些学成(甚至半成)归来的留学生，学着母校招生手册的宣传口径，把别人的往好里说也只是指望将来能够实现的目标，鼓吹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由此一来，仅仅因为个别人物对于蝇头小利的贪图，而揣着明白装糊涂，整个的改革方向就被弄得模糊不清了。
孩子们长大后自会晓得：即使出息成了大学教授，也很难一味清高地过活，仍要身陷于章鱼吸盘般的体制中，仍要属于吃拿官饷的工薪阶层。由此说来，如果只从利己的立场算计，既然在俗常的神话中，这高楼深院已被说得仙境一般，那么索性假冒一回得道的神仙，而乐得自在快活，又有何妨？正是缘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国内的书市上，到处都充斥着宣扬大学之道、大学理念、大学作为之类的豪迈图书。那些作者的口气，总显得那么成竹在胸——把胸口挺得满满当当，连半点儿困惑也装不下了！
然而，尽管不能全然自由漂浮，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总还要保留以批判为业的一面罢？否则这个阶层就会彻底沦为社会的盲肠，就会变得生不如死。正因为这一点，只要稍微环顾一下海外的书市，我们就不难发现，恰恰是围绕着作为大众神话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国际知名学府，我们的海外同行，反而发出了广泛而持续的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的一本近著，英文标题原为《我们未尽潜能的学院》(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没承想这本书的中译本，或是受思想惯性的制约，又把它硬改成《回归大学之道》，不光连一个字都没有对上，反把作者原有的一层检讨的意思，粉饰得干干净净，足见所谓“大学之道”的套话，竟是何等的顽固，何等的媚俗，何等的误导！
我们在国外的同行，并没有习惯于这么可着劲儿自吹。恰恰相反，他们干脆就耻于宣喻什么“大学之道”，而宁可“卖瓜的不说瓜甜”，径直表达出心中的“大学之忧”。说到这里，我们就真该相互对照一下了：究竟哪边的情况才稍属正常一点？总听见人们嚷嚷着，要学习国际先进文化，要争创国际一流大学，怎么没见到先在广开言路方面，引进一点国外校园里不可或缺的活跃风气？
幸而，我们在思想的宽容度上，总算还保有一个例外——那还要数我目前任教的这所学校。拜民初流传下来的(虽已相当残缺的)传统之赐，如今大约也只有在这所学校里，要是你果真感到了刺痛，才敢扯着嗓子真把伤害给喊出来。眼下回想起来，6年前那场有关北大改革的争论，看似“说了也白说 ”，却并不是毫无遗产的：它就此激活了有关大学命运的普遍忧思。以往，大学里的种种规则和潜规则，打我们来此求学的第一天起，就被视作了天经地义，正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即使后来毕生留存于此，做了一辈子的学术研究，大家好像也未曾想到，要把它本身当做批判研究的对象。可自那以后，正如只有在严重污染的大气中，周遭的空气才更被关切一样，人们逐渐被惊醒了——发现必须睁大眼睛，去警惕种种恣意乱来的改革！
真的，当今多数的败家行为，都是打着“改革”旗号来进行的。这不由使人回想起，其实当年把reform一词译成“改良”时，这个字眼还受到过激进主义的猛烈批判。可晚近以来，在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这个词的中文对称，天然就属于政治正确，只能意味着“改良”或“改好”。而殊不知，所谓reform，无非意味着人为追求的某种“变迁”，其本身并不曾蕴含价值前提。所以，如果从其历史后效来判断，人们的“改革”行为，的确是既有可能“ 改良”，也有可能“改坏”和“改劣”的。说穿了，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或者更有甚者，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定下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地走一步算一步，那是完全有可能“摸着石头过不了河”的！
我曾撰写过一篇《保护大学生态》，因为忍不住要向人们提醒：决不可只顾兜售经济学的“丛林原则”，而毒化了校园里超越功利的研讨氛围。
还是那位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他曾经当做黑色幽默构想出来一串噩梦：
当我请求至少可以解决我们的财政困难的方案时，我的金融家校友带回给我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说，我应当允许各公司(出价)在哈佛做广告，将公司的标识打上教学大纲和教材，在教室里张贴广告，在商学院的工作日程中向入学学生进行推销，并把经商活动囊括到我们所有的电视或网络课程中。我由于害怕引起资深教授造反而回绝了这项建议，我的财务顾问对此显然很恼怒。不过，第二天夜里他又回来了，带来了一个最终的建议，以免我由于未能及时还贷而在公众面前丢脸。他说，我只需这么做——同意取消最后100名哈佛本科生的入学资格，改把它们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如今翻着往日留下的书签去检索这段引文，我才发觉，在我们大家的日常经验中，沿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噩梦和现实的边界已经相当模糊了，比如前些时爆出的浙大教授包伟民由于交不起“助研经费”而放弃招收博士生的故事，其荒唐的程度就绝对不下于这个噩梦。
(二)
在《保护大学生态》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表达过某种守旧情调：“我在这里要一反俗见地进行提醒：其实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紧的是，(北大)这所学校首先需要的毋宁是保守，是对于传统学术生态的最为精心的环境保护！”
的确，怀旧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种力量，例如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在这所校园里提到蔡元培的名字，都至少会感到一种制衡。不过，此后的事态发展，以及伴随着这些事态而来的、不厌其烦却又于事无补的老生常谈，却又在另一方面提醒了我——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陷阱：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哪怕姿态最激进的学者，都会随手掏出一套喋喋不休的怀旧说辞来，似乎这种教育机构最初在理性的设计下，确曾享有过某种莫须有的黄金岁月，而此后便只能是无可挽回的堕落了。
尤其在所谓“大学理念”的问题上，情况更加严重。大家早已见惯不怪的是，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即使是那些自称从没把自由主义价值放在眼里的学者，也马上要祭起所谓liberal education 的大旗，而忘了无论借着它的历史语境而把这个英文表达发挥成“博雅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其实都掩盖不了它最原初最结实的本意——“自由教育”。同样讽刺的是，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即使是那些自称最反感抗拒西方霸权的学者，也马上要端出约翰·纽曼的“大学理念”来，而忘了那位英国红衣主教原本只认定大学的使命是要在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之内提供知识，故而预埋了强烈而褊狭的西方文化之根。“ 文明”对纽曼而言，几乎没有超出地中海世界的疆域与文化。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education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正因为这样，必须警惕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一旦谈论起大学，总是贪图省事不假思索地以不变应万变——误以为只要从西方文明的源头略加寻索，就准能在那里找到必然预制好的万应良药来；甚至，即使很显然当代西方本身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把那些理念弃而不用了，也仍然刻舟求剑地认为：只要能坚持表现得比西方还要西方，就一定会医治好当代中国的大学。
就像一个黑漆漆的三岔口，人们甚至都不打算弄清挑战来自何方，就摆出招式伸出拳脚想要应战。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察过别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当代忧虑，以及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历史线索，才引发出了今天的这番忧虑，就基于其先入为主的西学崇拜，而张扬起别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头来也再只能基于这种遥远的理想，捎带着也埋怨一下莫明其妙的西方竟也能今不如昔。这样隔靴搔痒的空疏议论，姑妄听之也就罢了，要是真想用来祛疾伐病，那还不耽误了大事！
(三)
在我看来，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前校长的这本书，数十年中不断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国的大学史中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此书的历史描述中，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把“大学的理念”表达得最好的或许是红衣主教纽曼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从事建立都柏林大学时所说的话。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红衣主教纽曼写道，一个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则、探究与发现、实验与思辨的至高保护力；它划出才智的领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他赞成“博雅知识”(liberal knowledge)，说有用的知识是“一堆糟粕”。
这种高雅的信条对我们来说，尽管从未普遍施行过，却是最为耳熟能详的。我们甚至不难猜想，当蔡元培把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时，当他认定“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时，当他把原属北大的工科放逐到北洋大学时，我们的老校长心中念兹在兹的，大体上也正是类似的理念。也许正因为这样，如今在坊间才会到处都在复述它的教义，觉得这反正是最不会出错的。然而却没想到，克尔旋即就向我们指出，恰在纽曼以其熟知的牛津大学为底本，美轮美奂地描绘着大学的英国模式的同时，这种模式实则已经行将被德国模式覆盖了：
很清楚，1930年时“大学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通常朝着它们所参与的社会演变的方向。”这种演变使系科成为大学，出现新的系科；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出现了；成立了巨大的研究型图书馆；把进行思索的哲学家变成实验室里或者图书馆书库里的研究者；从专业人员手里取来的药物交给科学家之手；等等。不是关心学生个体，而是关注社会的需要，不是纽曼的“自然规律的永恒真实性”，而是新事物的发现；不是多面手，而是专门家。在弗莱克纳斯的话里，大学成为“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鉴别成就以及培训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机构”。一个人不再可能“精通一切”——纽曼的万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你愿意坚守原有的价值，当然有理由指斥这种变异，认为它不是上升反而是坠落，偏离了通识教育的树人方向。不过，历史无可争辩的另一面却是，德国的国力居然因此而大大增强了。正如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当中国着手放弃那个迟至十八世纪仍被西方人看做是使中国成为教化大国和启蒙先锋的古代科举制度的时候，几乎所有世界上的顶尖大学都在德国，它们是德国十九世纪伟大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
尤有甚者，历史之江河日下的变化速率，还有更加教人瞠目结舌的：接下来克尔又笔锋一转，充满戏剧性地指出——“正当弗莱克斯纳写到‘现代大学’的时候，它却又不存在了。洪堡的柏林大学正在被玷污，就像柏林大学曾经玷污牛津大学的灵魂那样！”
到了1930年，美国的大学已经远远脱离了弗莱克斯纳的“以文理科研究生院为中心的、有坚实专科学院(在美国主要是医学院和法学院)及某些研究所”的“现代大学”。它们正越来越不像“真正的大学”——所谓“真正的大学”，弗莱克斯纳指的是“一种以崇高的、明确的宗旨和以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位特点的机体。当弗莱克斯纳在1930年写到“现代大学”时，现代大学已经几乎死亡，就像老牛津大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时那样。历史发展快于观察家的手笔。古代经典和神学以及德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能为真正现代的大学——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定下调子。
上文中的multiversity一词，据说是克尔自创的说法，曾在中文里被译为巨型大学、多科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甚至是综集大学，似乎都还嫌不够到位。不过，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这不是更加礼崩乐坏，更加杂乱无序，更加不成体统了么？只要愿意，你当然也有理由这么说。然而你同样要留意，明摆着的另一面却又是，就在它们焚琴煮鹤地舍弃了如此可爱的“鱼”的同时，务求实用效果的当代美国大学，偏又令人艳羡地抓到了如此可欲的“熊掌”！让我们再来听听每年公布的诺贝尔奖名单，查查每年发表的全球大学排行榜，数数拥有各个学科之顶尖教授的数量，看看过江之鲫一般排在使馆前等待签证的留美预备生，瞧瞧美国名牌大学所能提供的校园、设备和待遇……，又有哪一样不让别国的大学校长眼红得出血？由此你总应该平心地承认，哪怕所有这些成功都有局限，所有这些获得都要付出代价，但成功终归还要属于成功罢？
再来盘点一下如此令人目眩的变迁。克尔笔下那个与传统指向渐行渐远的钟摆，大约是划出了这样的偏转弧线：
重心究竟在于培养学生——还是由教师进行研究示范？
学生究竟应当被教导成完人——还是被培训成技术性专才？
范围究竟要旁及到博雅通识——还是锁定在偏科发展？
检验标准究竟是教学效果——还是承揽科研项目的数目？
教授地位取决于学术水准——还是资金募集的能力？
氛围究竟应当尽量超脱——还是鼓励功利与实用？
校园究竟应当单纯而寂静——还是显得嘈杂而活跃？
规模究竟应当有所控制——还是能发展多大就多大？
学校究竟属于有机社群——还是杂糅而成的知识集市？
大学究竟应当尽量自治——还是密切联系国家与财团？
办学究竟突出科技发明——还是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
教师应像个探索型的学究——还是管理型的知识老板？
校长应做个学术人格的楷模——还是掌管知识机器的官僚？
应该基于理念去因应外部变化——还是根据外部变化来调适理念？
有趣的是，不管读者是否喜欢这些变化，他们总有可能发现，其实这种似曾相识的滑落，正是每天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的确，我在这里也很愿意坦率地承认：诸如此类的归纳总结，也不光是阅读和出访的结果，还同样参验了切近的事实。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召唤“大学理念”的呼声向来都未绝于耳，然而中国大学的实际发展轨迹，却偏偏是朝着这个老鼠过街的方向伸延的！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由此，西方的大学从它的英国模式，一变而为德国模式，再变而为美国模式，并且步步进逼地一再要求非西方国家拷贝它，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征兆之一，本身就相当符合现代生活的自身逻辑。如果在由现代消费激发出来的无边物欲的推动下，知识仅仅被看做一种力量，而且科技知识则又被看做第一生产力，那么，大学作为知识的重镇就势必要被转化成这种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只要现代性的生活形式继续在主宰我们，传统的大学形式就势必会被不断地突破，直到它发展为美国式的巨型大学，乃至比这种巨型大学还要庞杂的、更加无以名之的大学，以便能够装填入新的能量、呼唤出新的产出，哪怕大学的肚子终将因为过多地吞噬而被撑破！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在我看来，在当下的紧迫国际情势下，既然也只有指望在现代化的急行军中，借助于民族国家的强大整合力量，来既发展大学本身的事业，也转而反馈出更大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它的顶尖大学——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变形再变形，即使这种蜕变的历程充满阵痛和争议。由此说来，对于当今大学的实际操作者而言，与其去设定一个明知不能实现的空洞目标，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向公众讲明：至少从这个历史时期来看，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苦痛。
(四)
不妨再来看看所谓“一流大学”这个流行的概念。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比尔·雷丁斯在其所著《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书中，充满洞见地对“一流大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揭示。
跟克尔笔下那头惹得人人生厌的巨怪(所谓“巨型大学”)不同，人们或许要问，怎么“一流大学”又招谁惹谁了？瞧我们现在，校方不正是在把“争创一流”当做军令状么？部里不正是把“是否入流”当做验查标准么？
原来，按照雷丁斯的说法，在一切坚固之物皆已烟消云散的今天，“一流”这个空洞的说法之所以会被推行为普遍的标准，逼使各大学乃至各系科都争相向它靠拢，恰恰是因为这个标准，掏开一看根本就是空空如也的！“一流不是一个确定的判断标准，而是一个尺度，它的意义依附于其他事物。用一流飞机的标准评价一只一流的小船，这小船就称不上一流。所以，说一流是个标准就等于说，委员会决不会出台用于评价的标准”。
雷丁斯还形容说，“一流”这样一个空洞的能指，在一个封闭的范围里实际起到了货币单位的作用。这便使我们领悟到，惟其当一个验查标准的内涵趋于无穷小时，它的外延才可能趋于无穷大，才有可能囊括天下万物，从而在林林总总的本国大学之间，进而在更加千差万别的各国大学之间，建立起抽象的虚拟的量化可比性。由此就干脆让我们满足一下好奇心吧：看看如此煎熬各国校长的大学排名，到底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 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 12%，声望占20%。
然而，如此机械死板的“通分”方式，或者说，如此诱惑人们去大做表面文章的量化标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照顾到各大学的实际长短呢？比如，考虑到当今图书市场和答辩会场的种种病态，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所大学新近购置的图书大多都是印刷垃圾怎么办？如果一所大学由于片面追求教师的 “博士率”而招纳了大量的庸才又怎么办？再比如，对比一下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之光的西南联大，我们又不禁要问：那一所如果根据上述标准无疑要敬陪末座的战时大学，究竟是应当本身感到无地自容呢，还是反过来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排行榜的设计者应该下课？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当代的大学究竟何以沦落至此呢？按照雷丁斯的逻辑，似乎并不难于料想，他大概会沿着其独特的理路——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现在的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这一“大学三段论”去追根溯源，把大学衰败的原因归咎于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式微。
这样的判断固然有作者的观察作为支撑，他也明确提示过自己观察范围的局限性(“我关注的是西方某种关于大学的观念”)。可即使这样，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一句：雷丁斯肯定是没能把中国的情况考虑在内！事实上，正如中国体育界刚刚震惊世界的“金牌战略”一样，同样在“争创一流”的中国大学教育，其表现刚好跟雷丁斯的概括擦肩而过：反而是民族国家整合能力的加强——而非它的衰落——才会作为难以抗拒的动力，来强力推行“一流大学”的模式，并就此催生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数据报表来，而且还通过这种势必要忽略内容差异的量化形式，来加速涤除各个学校在历史中形成的任何特色或特长。
(五)
在这个世界上，既存在着专属于校长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施展抱负的舞台，或者无非是个官位的基座；也存在着专属于教授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追求理念的阶梯，或者仅仅是个颐养天年的饭碗；更存在着专属于学生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精神的炼狱，或者仅仅是个混得学位的乐园；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落榜考生的大学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长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回忆者的大学形象，乃至历史学家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西方的大学形象，乃至各个非西方文明的大学形象……
作为一位教授，特别是一位人文学科的教授，尽管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我还要再重申一下个人的关切要点。大学功能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使得人们在步入大学之后，除了有可能被精神的向度所感召，当然也有可能被其他东西所干扰。而在所有的干扰之中，又有两种丛林原则最容易遮蔽住梦想，其一是学院政治，其二是学院经济。意识到这种严酷的现实，那当然不是什么罪过，它还有可能帮你在并非天堂的环境中，活得更清醒更踏实。不过，要是你由此就误以为，其实大学机构的全部意义，也都大抵不出此类政治或经济活动，那你就注定要买椟还珠，注定要白来大学一遭，注定要虚掷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之所以要设计和维护大学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毕竟还是因为人类自有其精神的追求，所以说到底，只要大学还不甘心退化成可有可无的盲肠，那么它与其说是在受到丛林原则的无情制约，倒不如说它是在残酷的丛林中仍然坚持维护着人类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