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诞生是新近纪以来地球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事件；第四纪更常被称为人类的世纪。对远古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很多，其中旧石器考古学借助各种分析手段和解析理论，逐渐将一幅动态、鲜活但又永远残缺的远古人类演化历史画卷一页页展现在了现代人类面前。

 

近年来，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高星、裴树文等人，通过对旧石器的研究，诠释了中国古人类的生存模式。

 

我国远古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目前已发现、发掘出上千个古人类—旧石器时代遗址，时代从约200万年延续到1万年前。

 

从区域分布看，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旧石器遗址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北京、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重庆、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和西南山地（贵州、广西、云南）。近年来在东南地区的福建、浙江陆续也有些发现，使这些地区的旧石器遗址迅速增加。高星等人认为，中国旧石器遗址的分布状态与目前人口密集区域基本吻合，说明这些区域一直是人类生存的优选地。

 

从时代来看，几处最早的遗址，例如安徽繁昌人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和云南元谋分布在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的亚热带地区，而向东、北、西方向似乎时代递减，亦即古人类的生活区域随时间递进而逐渐扩大至暖温带和寒温带；在东北和西北边陲人类只在更新世末叶才得以进入；而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和西北一些沙漠地区，至今未见到古人类的踪影。

 

相比非洲、欧洲和美洲以燧石和黑曜石为主要原料的资源条件，中国古人类在石器原料质量方面先天不足。高星等人认为，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古人类对石器原料认识和开发能力有所增强，但总体来说，与材料的先天条件相适应，中国古人类对石器原料的开发方式多为就地取材，随用随取，缺乏对优质石料矿源的刻意寻找并进行连续和深度的开发。在许多遗址中甚至发现大量的石片未经加工即直接使用，省却了加工修理这一程序。

 

与西方旧石器时代遗存相比，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历史演进方面阶段性不明显，无论在技术、类型，还是形态上，总体上呈现一种发展缓慢、继承多于创新的特点。这样的发展状态直到3万年前方发生改变，新的技术和类型开始出现。

 

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上述别于西方的文化特点的成因，虽然许多中外学者试图予以解释，提出了一些假说，对阐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点都有一定启示意义。但高星等人认为，这些理论都是从一个方面来进行探索和诠释，或着眼于地理障碍，或囿于区域生态条件，或止步于原料资源的局限，强调的都是外在的因素，而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所忽略；而且这些尝试都是对个别考古学现象加以解释，未能透过现象研究更广泛的人类行为。高星等人进一步研究后，透过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一些表象特征，重新推导出中国远古人类的一些行为特点。

 

中国旧石器文化在200万年间从早到晚发展与演变的脉络是清晰的，总体上呈现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进步的趋势。但从大多数遗址和区域来看，石器生产技术、类型与形态等关键要素保持着基本的架构，未出现大的文化断层和飞跃；对石料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也一脉相承；大的自然地理单元内考古学文化具有很大的趋同与雷同性。这些说明中国古人类群体在行为方式上保持很大程度的惯性，形成稳定、渐变的文化传统，从而从行为与文化的角度验证了体质人类学提出的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是连续演化的学说，不支持近来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提出的中国本土古人类在距今10万～5万年间发生演化中断、现代中国人系20万～10万年间从非洲诞生的新的人类后裔的观点。

 

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特点表明，古人类对居住和生活地域的选择充分考虑到生态与资源因素，包括近水、向阳、易于获取石器原料和动植物食物资源，而这样的地方多在平原——山地过渡地带。对石器原料的获取方式为就地取材，很少刻意寻找优质材料并进行长期、深度开采。除在许家窑等少数遗址外，很少出现大量、过度捕杀猎物的场面，这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美洲和澳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在这些地方，人类的过度捕杀成为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种类很快走向灭绝的重要因素。高星等人表示，这些特点折射出中国远古人类的生存方略和行为方式主体特征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大自然给予的便利条件，对环境资源仅作浅程度的开发利用，与生存环境保持和谐与友好。

 

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友好、进行浅程度资源开发的前提和结果是经常性的迁徙移动。除周口店、织机洞等少数遗址外，大多遗址仅存单一的文化层位，而且文化堆积薄，表明人类在一个遗址和区域连续占据的时间短。高星等人认为，这种生存方式的寓意是多重的：它增强了古人类群体对多变的气候环境的生存适应能力，即总是迁移到最适宜的地方求得生存，而不必把一个地方的资源开发到极致从而导致生态灾难；人类群体不必强迫自己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发生重大适应性改进和调整以便开发利用难于得到的资源，这样，一方面用变更环境、获取新的资源的手段来弥补技术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因此导致石器技术无法得到显著的进步和发展，变革和创新的压力或动力不足。高星等人认为，要维持这种不断迁徙的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区域内人口少，人群之间很少发生地盘、资源之争。因此他们推测：在更新世很长的时期内，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密度一直维系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尽管中国旧石器文化在总体上发展缓慢，但高星等人认为，从中仍然可以发现中国古人类进取与创新的一面，特别表现在对劣质石器原料困难的克服、石器生产技术的日臻完善上。周口店第1地点和第15地点剥片技术的特点及演变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距今60万～30多万年前第1地点的文化时代，北京猿人最重要的石器技术特点是用砸击法从脉石英块体上剥离石片加工石器。用砸击法开发利用脉石英对北京猿人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以浪费大量原料为前提的。但生活在距今14万年的第15地点的人类面对同样的材料却大大减少了对砸击法的依赖，转而以锤击法为主要方法从脉石英块上剥离石片生产石器，而且所产生的石片更加规范、精致。

 

“能将锤击技术娴熟地运用到脉石英质材上，说明周口店第15地点人类的石器技术较之第1地点有了很大的进步，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而这样的发展与进步特性单纯从石器的类型和形态上是无法解读出来的。”这是高星对我国古人类创新性的认识。

 

《科学时报》 (2009-2-3 A4 生命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