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当《科学时报》记者在北京采访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昆叔时，他刚从河南考察归来。今年已经75岁的他仍然和年轻人一样风餐露宿，驻扎山上，几座平均五六百米高的山，一天要爬几个来回。

 

“非常重要，做好了，对我们民族很重要! 时间很紧迫，再耽误下去，可能遭受破坏！”周昆叔说。在北京小憩、办完一些事后，他又将赶赴河南。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有大量的岩刻符号在河南新郑市境内的具茨山上被发现。日前，周昆叔等专家聚首新郑，根据岩刻上覆沉积地层的年代关系初步作出判断：这些岩刻符号大体“诞生”于4000年前，为探究华夏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而有力的论据。

 

 

“这对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都是基础。鉴古是为了知今，对解决当下一些问题很重要。对了解全球环境变化以至国家治理方式，对引导当今以至未来的实践都具有参考价值。”周昆叔说。

 

作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名誉委员及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周昆叔是我国第四纪孢粉分析和环境考古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环境考古学术带头人，在致力于环境考古工作的20年中，他走遍了嵩山及其周围，对嵩山古代的人类生存环境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研究。

 

嵩山一带在距今8000年至3000年时处于亚热带北缘，既占有南方的暖湿气候优势，又拥有北方的黄土优势，这对人类文明的孕育非常有利。嵩山古文化圈的时段是起自约8000年至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到3000多年前的夏商周时代。

 

周昆叔最早在2002年9月就提出了“嵩山文化圈”概念。“推动嵩山研究，不只是中原的问题，还是全国的问题，对理解中国的核心文化、了解中国整个文化面貌有好处。”

 

“中原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夏商遗址主要集中在嵩山文化圈，这里的山、水、土、气候、生物、方位6个因素都适合这种文化的形成。”周昆叔表示。

 

“之所以长期把环境考古重点放在中原，是企图从环境考古去诠释中原文化何以发达，去认识中原文化在华夏文化中的地位。”

 

20年了，周昆叔认为对以中原为中心的环境考古已经得出了一些理性的认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结果。

 

 

“通过对孢粉等的分析，我们发现，3000年前的全新世中期，北京气候暖湿，河谷低地还是水乡泽地，商周以前的人类只能在河岸的高台上生活。到3000年后的全新世晚期，气候变干，海面降低，河流下切，河谷低地疏干，故战国后的人类改变了只在高台地上生活的状况，开始向河谷低地迁移。”周昆叔说。

 

1956年8月，周昆叔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在时任该所第四纪研究室副主任刘东生先生的指导下，开始进入第四纪孢粉分析，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第四纪孢粉分析实验室。

 

此时，孢粉分析属填补空白的科学，它是植物学与地质学间的边缘科学。周昆叔认识到，通过孢粉可以更好地洞察已经消亡的植物界与变化了的世界。识别地层中的孢子花粉，是为了寻找已逝去的植物，推断过去的环境，如气候的冷、暖、干、湿的变化和地质时代的新老。它还可以帮助追溯人类生存、演化和文化发展。

 

在孢粉的运用上，刘东生先生建议从埋藏泥炭，即埋藏了的古沼泽开始。进行泥炭孢粉分析，可以知道沼泽及其周边的古植被及其演变过程，据此推断气候、环境的变化和进行全新世地层划分。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研究北京城起源的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获悉在平谷县上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就敏感地意识到它对北京城研究的重要性，也邀请周昆叔参与研究。

 

正是借助于这一工作，周昆叔于1987年提出环境考古的观念，展开古环境与古文化关系的研究。他认为，此时第四纪研究古环境的手段和人才已经具备，考古学也已建立中原等区域文化序列，不仅有可能，而且也亟须把二者结合起来。环境考古既可以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出力，又可以立足于中国史前环境变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来更好地推进全球变化研究。

 

在1989年5月举行的上宅遗址综合研究汇报会上，侯仁之先生评价，上宅遗址发掘是恢复古环境与古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是北京古文化研究的一个突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认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应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农业的起源和文化发展问题。

 

1988年在陕西关中进行考察的途中，周昆叔与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巩启明先生达成召开全国环境考古学术会议的共识，其后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90年10月，在临潼召开了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周昆叔说，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尤其是一批年轻学者，现在很多已颇有建树。这次会议成为我国环境考古的“培训班”、“播种机”，其影响是深远的，其作用在推进我国考古学发展上显示了出来。

 

 

环境考古的局面已经初步打开，但环境与古文化研究仍嫌结合得不够紧密，周昆叔也在通过一些考古实践来促进融合。

 

皂角树遗址是洛阳市开发区建设中一项抢救性发掘工作，通过运用古土壤类型研究，古植物的孢粉、硅酸体分析与果实种子鉴定，古动物鉴定以及磁化率测定，从中提取古环境信息，证实了这里在3700年前二里头文化以来至唐宋，其环境演变与文化发展有相关关系。“皂角树遗址多学科综合研究证明，环境考古在研究人类生存环境与人类文化发展时，这‘两张皮’是可以结合的。”周昆叔表示。

 

周昆叔表示，如今，人类要恢复和拯救生态环境，就只有从人与环境的历史中认识现今以预测未来。

 

过去，考古学通过发掘文物说明了文化存在，但不能很好地说出产生这种文化的原委。周昆叔认为，只有研究创造这些古文化的人的生活、生存环境，他们所受的环境的制约和对环境的影响，才能阐明古人类创造文化的缘由。所以从学科发展来说，也需要开展环境考古。

 

“我们作为四大文明古国，要知道这些文化的来龙去脉，才能热爱、才能弘扬。而且只有知道这种文化的渊源和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才能更清楚地了解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方法治理我们的国家。这是这一研究真正想达到的目的。”

 

周昆叔举例说：“西方文化是游牧民族文化，讲求自由。中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讲求合作、传承、稳定。中西方文化起源不同，所要求的治理方式也不同。照搬西方的法治模式未必适合中国的国情。”

 

作为青年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环境考古学分会秘书长吕厚远，这几年来也一直跟着周昆叔作环境考古。“这些年，周昆叔先生对中国的环境考古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环境考古已引起各方关注。这是交叉学科，专业不同，出发点就不同，需要大家相互理解，搞环境研究的与考古界合作还需要再充分，需要更多交流。”

 

吕厚远同时表示，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地域广阔，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源优势，作环境考古应该是我国很重要的科学研究方向。过去西方人到中国大都是掠夺式、盗窃式的考古，诸如对楼兰、敦煌等的考古。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稳定、国家富足，也有实力让科学家有效开展环境考古研究。环境考古将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更好、更大的发展。

 

《科学时报》 (2009-1-7 A2 资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