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溪河溯源：吴以义科学史论集》一书的开篇同题之作《溪河溯源：医学知识在刘完素、朱震亨门人间的传递》一文中，吴以义曾写到：“此时书稿不仅是一种传播手段，而且恐怕更重要的是一种夸示其正传于人的物件……但无论如何，书是一种正传的标志，犹似佛家的衣钵了。”巧的是从这层意义上看，吴以义真可谓正传于科学史大师查尔斯·格里斯皮（Charles Gillispie）。因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整理部研究员陈克艰在《编者前言》中提到：“Gillispie八秩高龄荣休时，将自己藏书中的八百种珍本一举赠予其爱徒，仅此一事，已足令人羡煞。”

 

格里斯皮是名满世界的科学史巨子，他1947年起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60～1966年和1976～1980年两度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专业主任，1968～1973年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此外，还曾于1965~1966年担任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1984年格氏被授予美国科学史学会最高奖——萨顿勋章，1981年其主编的《科学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所授达特茅斯奖（Dartmouth Medal）。此外，格氏还先后获得1985年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的柯瓦雷（Alexandre Koyre）奖、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狄布讷（Dibner）杰出教授奖以及1997年瑞典的巴赞（Balzan）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杰出贡献奖等殊荣。能得格氏衣钵相传，在世界科学史界，亦可谓幸事。

 

陈克艰是吴以义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同窗好友。据他介绍，吴以义1984年于华东师大硕士毕业之后，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师从格里斯皮获得历史学博士。其间除了师从格里斯皮之外，更有机会与余英时、希文（N. Sivin）、库恩（T. Kuhn）等名宿交往。后来，吴以义又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希文作博士后研究。如今，吴以义供职于纽约某教育行政机构，致力于中美教育的交流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以义与库恩的交往，最终成就了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傅伟勋和韦政通主编“世界哲学家丛书”中的《库恩》一书。也是凭着《库恩》的成就和质量，当东大公司后来策划该丛书中的《牛顿》一书时，再次邀请吴以义执笔。用陈克艰的话说，《牛顿》一书“足可传诸久远，历久不磨……比起读百数十篇人云亦云、剿袭雷同，或以意为之、‘想当然耳’的‘成果’来，肯定强得多，时间成本可以少花，认识上则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库恩也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者，代表作有《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等。特别是后者，依《纽约时报》的评论所言，“让范式（paradigm）这个词汇变成当代最常出现的词汇之一”。《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当代的科学思想研究建立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讨论基础，因此库恩可谓是现代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史及科学哲学专家。

 

《溪河溯源》中的《论哥白尼革命及库恩对哥白尼的研究》一文系《库恩》一书的第三章，选入此文集时由陈克艰另定此名。鉴于大陆尚未出版《库恩》一书，陈克艰认为变通的方法便是凭此文“尝一脔而知全镬”，一窥《库恩》之风采。

 

据陈克艰讲，库恩烟瘾和脾气俱大，损了健康，以致于未获长寿，1996年因病辞世。而1996年，《库恩》一书于库恩辞世前夕得以出版，有赖于吴以义之前对于库恩的访问。陈克艰说：“为写《库恩》，吴以义与传主本人聊得很多，每写一章都送给库恩看，得到他的认可。此书并非全是赞扬，但是即使是客观的批评，也是库恩本人看过的。”

 

陈克艰还提到了吴以义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一段趣事。当年，吴以义曾向一位美国老妇人寻租房屋，老妇人问他是否在普林斯顿学习，当得知他是历史系的学生并且进修科学史专业时，便问他是否识得库恩。吴以义当然知道库恩，那时候库恩的名头已经名满天下了。后来吴以义才知道，老妇人便是库恩的前妻。

 

《溪河溯源》中所收文章，很多均曾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杂志中发表。其中包括《学术月刊》、《科学》、《自然杂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台湾的《新史学》、《大陆杂志》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Gest Library Journal。而除了《论哥白尼革命及库恩对哥白尼的研究》选自《库恩》一书，另有《牛顿传略》一文，是为一丛书型传记辞书撰写的超长条目，“不妨当做《牛顿》一书的简写”，此外另有数篇文章收入科学普及出版社《名著集》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二书。

 

同题文章《溪河溯源：医学知识在刘完素、朱震亨门人间的传递》原载于《新史学》，是吴以义大量考察史传、笔记、地志、医籍，从大量分散的文献中钩稽材料而成。该文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为学界所认可，其英文版成为多所美国大学史学系选为研究生必读的参考文章。而《十八世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技术》原为英文论文，发表于Gest Library Journal(Princeton)，为了方便华人读者阅读，此次选用时被译成中文。但陈克艰建议，能读英文的读者还是尽力读原文为好，因此文章后面附上该文英文原文Chinese Technology in Eighteenth American Eyes。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吴以义也不能完全被视作学术界人士。陈克艰介绍说：“他每年大概只工作150天，他现在有一个差事是每年带领一个美国教师的访问团来中国交流。其余的时间便用来看书，然后作研究。用流行的说法就是坚持着学术精神，其实说这是一种兴趣更贴切。”

 

然而“业余学者”的研究并不业余。不必说吴以义身为格里斯皮和希文的高足，又与余英时、库恩等人相过往的学术背景，但从文章的行文中便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底之扎实了。以《溪河溯源》一文为例，通篇遣词考究、句式素雅，并且秉持着传统正宗的中文气质。

 

吴以义在《溪河溯源》一文的研述中着重所谓人物研究（Prosopographical Study）的方法，将医学知识在刘完素、朱震亨门人间的传递情形制成谱系，分为四组加以论述。谱系中另有多人未作细致讨论，仅罗列备考，作者以星标加以区别，可谓详略有致。

 

而在《天象异常诠释异同——科学史比较研究一例并议》一文中，吴以义又采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间比较的方法，将11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北宋真、仁盛世的传统天象研究与十六七世纪之交的天文学作为两个个案加以对比探讨。其所依据的可比标准，便是这两个时期中，中国和欧洲各自的天象研究都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日臻完善。

 

科学史的研究是需要相当深厚的学力和天分的，吴以义是“老三届”，报考华东师大研究生的时候，他并没有本科学历。然而，陈克艰说：“我一直很佩服他把握资料的能力。很多科学史研究在其进行的时候，学术的环境与该学科创始之初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怎样展示当时的原貌？需要对当时的科学文献逐一考证。”而吴以义所考察的很多资料都是古籍，没有电子文件那样方便的检索机制，因此在哪里找资料、找什么样的资料、怎样找资料，很大程度凭借的是学力和天分。

 

吴以义的科学史论著，多注意与文化史相结合。然而陈克艰却认为，很多与文化的结合科学史研究其实是一个很取巧的方法。因为很多学者多用文化来空洞、泛泛地“解释”科学，而不重视对科学原始文献的考证，造成很多研究成果均陷入“思想、知识，当其创始之初的状态，当其发生、发展时的具体情况，是完全不知的，也无要去知的意识”的怪圈。这样一来，现成的知识反而成为探究真实历史的“所知障”。在陈克艰看来，吴以义的研究建立在对一手科学资料和史实的考证和分析上，因此也就破除了这层“所知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