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9年向我们盈盈地走来,我们在保持着满心的祝福的同时,总是在思量:是什么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
中国人永远是从过往的磨难获取未来的力量,这是中国人千百年的方式!
那么在2008的过往,我们除了会想到雪灾、地震和奥运,把时间再拉长,还能想到什么?SARS!这4个英文字母像铅铁一般打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学到什么?我们记住什么?我们忘了什么?这些质问不仅让我们的记者辗转难眠,一定也让一个有担当的群体辗转难眠……
近日,钟南山院士接受记者专访,句句诤言再次启发着我们。
记者:2003年的SARS大规模爆发距今已过去几年,到目前为止,SARS病源体有没有明确找到?
钟南山(以下简称“钟”):病源体已经明确找到,就是SARS冠状病毒。这种病毒是通过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代表就是果子狸,研究都证明从果子狸上分离出的类SARS冠状病毒与人身上分离的SARS病毒高度同源,它是非典病毒的主要载体。
SARS为什么先发生在广东呢?因为广东人喜欢吃野味。SARS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但是是什么东西传给果子狸,还不清楚,只知道是果子狸传染给人类,果子狸很容易被感染。当人和带毒的果子狸近距离接触时,如宰杀、加工、运输、饲养、销售、贩卖等均有很大机会感染SARS病毒。
2004年,广东省政府加强对高危野生动物和市场管理,禁止果子狸销售、贩卖、宰杀、食用。如果当时不切断野生动物这个途径,后果会很严重。当然,现在我们已形成立法,做到了切断传染途径。
记者:这几年,中国境内先后上演了SARS、禽流感和手足口病,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
钟:大原因就在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因为人类与自然界、动物存在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打破这种平衡后,人类就会遭到报复。像SARS,如果人类不宰杀、进食野生动物,“井水不犯河水”,就没有这个病。
从人类自身的原因来看,现在人类的居住、生存环境与前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变。随着都市化的发展、交通发达、国与国交往的加深,一种病毒可能从中国被随身携带到加拿大去,这也可以看作现代文明的两面性。
记者:面对不可预知的疫情(如SARS、禽流感),你如何评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的应急机制?您觉得还要在哪些方面加以完善和改进吗?
钟:就现在来看,对重大流行,全国已经有即时通讯系统,也建立了防治指南,这已是很大的进步。从SARS及其他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我们吸取了经验教训,对应急制度加以完善,这说明人类有很大的能动性。
如果说有值得完善和改进的,第一,就是公众认识要提升。警惕性还要经常教育,不能因为SARS疫情离我们远去,就掉以轻心,要警惕某些病毒发作的危险性。第二,整个应急网络的建设还要加强。乡村、城镇这些基层的网络建设相当重要,因为一些病例往往在底层容易被忽视,向上报告也容易被延误。网络建设好了,信息传递就可以变得更加准确及时。
记者:针对大规模的流行疫情,普通市民应如何应对呢?
钟:SARS肆虐过后,唤起了市民的卫生和健康意识。但事件过后,人们很容易忘记教训。像禽流感这些,中国人喜欢吃活鸡,但是这些鸡没有经过检验,就潜藏病毒传染的危险。
对市民来说,知识的提高很重要。像手足口病主要就是个人卫生原因引起。
SARS过后,我们整个社会的生活观念有了很好的转变。以前是吃饭、卡拉OK,现在人们更多地追求精神性消费,注重健康,健身、运动这些开始流行,北京奥运会之后,还提出了“绿色奥运”的口号,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
记者:SARS给人们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后遗症究竟有多大?
钟:SARS对一般的百姓应该没有多大的心理后遗症,但是对那些患过病的病人、被隔离过的病人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我记得,SARS过去一年多后,还有人戴着口罩来找我看病。现在,病人的后遗症应该说慢慢好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个病可以治,能够治好,积极的情绪大于消极情绪。
SARS之后,人们开始改变生活方式,知道了不要吃野味,应该说SARS后人们对健康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
记者:SARS爆发之初,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公布实情,现在回过头来看,有哪些后果?
钟:中国人不喜欢家丑外扬,像一些传染病出现后,不太爱讲,喜欢掩着,但这确实是很笨的办法。
政府及时公布信息,能够表明政府的诚信,对政府形象也有提升。就我的理解,所谓稳定,就是要有很好的透明度,让老百姓更加知情,了解更多信息。一般来说,政府对疫情发展实情越是透明,公众越是稳定,诚实永远是上策。
SARS对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在另外层面上,也是一个契机。科学发展观就是那之后提出来的,2003年之后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和谐社会。我一直赞成用HDI(作者注:指Human Development Index,意为:人类发展指数)来考察社会发展,HDI包括人民的健康、教育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光看GDP的发展是不行的,要关注民生。
记者:目前,您及国内外同行对SARS的研究到了哪个程度或阶段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重大发现?
钟:现在我们还在进行SARS的相关研究。像急性的肺损伤引起肺纤维化,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在病毒如何影响组织纤维化,联系到SARS研究禽流感,这两者机制其实都是一样的。SARS在国外也还在研究。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工作。
记者:您怎么看待您当时在SARS期间遇到的压力?
钟:当时是有一些误传,比如说我与香港的合作,但我不觉得是错的,即便现在我也觉得是对的。但是,我的压力主要来自病人,因为当时情况紧急,死了那么多病人。我最大的压力还是源于多救几个病人。我只是一个大夫,只想想方设法地为病人看好病,不在乎所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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