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0日，由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组织，数理学部、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技术科学部院士专家共同参与的“我国扩大内需大规模投资的方向性问题”研讨会在京举行。同时参会的还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
警惕应急决策引发负面效应
“此次金融危机的启示也是这样，不能完全靠自由经济，需要政府适当控制。”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院士说，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的计划提出来了，一定要有规划，要分配合理。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陆大道院士提出，要防止造成投资过热、投资失控，防止新一轮重复建设及布局不当导致的浪费现象。
面对大家的疑虑，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主任杜平表示，发改委对这个问题讨论得也非常多，特别是4万亿元投资计划出台前后，“最近我们发改委计划工作会还在讨论，大家非常慎重”。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原所长刘纪远提出了一个老问题：在整个科学决策机制和科技支撑方面存在缺位，建议科技支撑先行，但很多时候往往不能到位，就会出现过去很多生态建设的教训。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樊杰介绍，许多发达国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都是按照严格的科学评估要求进行必要的规划。如磁悬浮铁路选线要进行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评价，包括对整个土壤和水系的影响，对植物和动物的影响。樊杰建议，此次投资应尽量避免缺乏充分论证和统筹规划产生的弊端等。
陆大道担心，过去十多年来，我们的资源环境已经不堪重负。怎么协调眼下和长远利益，大规模投资将对资源环境带来什么样的负担？
“4万亿元投资中将近一半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些部门直接拉动的是能源、钢铁等部门。”樊杰表示，“这会进一步加大资源环境的负荷。”
樊杰建议，可以从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区域发展战略的许多新领域入手，把短期投资拉动消费变成长期战略的阶段性举措。比如，与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土地的长远战略相一致，可以把工业园区多层厂房建设作为支持的一个方面；适应中部崛起战略要求，可以把接纳东部产业转移的环境同步治理作为投资的一个方向。
“我们要向中央提出，各个地方和中央的投资项目应经过严格审批，凡是大规模破坏环境、浪费耕地、破坏资源的建设项目都不应允许建设。”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锡康建议。
关于交通建设及能源结构优化
按全球人均计算，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拥有汽车。中国如果在2020年也达到这一标准，将有1.7亿~1.8亿辆汽车，原油、成品油的消耗起码需要七八亿吨。中国现在每年消耗2亿吨油。而美国为了买到3亿吨油，已经付出了不小代价。中国进口原油如果超过3亿吨，经济安全会是很大问题。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走欧美的路子，要优化运输结构，转变运输的增长方式，交通运输投资当中，发展轨道交通应优先考虑。”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原理事长王德荣说。
中国铁科院总工程师钱立新研究员建议，在国防、农业、交通等方面建设中，应尽量考虑少用石油。这既是能源结构优化的要求，也是节约土地资源的要求。现在，根据德国、日本的计算，高速公路每公里占用土地是铁路的6～7倍，但其运量是铁路的40%～50%。
交通运输的特点是一旦建成，今后要改变非常困难。交通设施需要超前，但太超前就是浪费。王德荣建议，在加快建设的基础上，还须严格基建程序管理，使投资发挥最大效益。“比如，我到国外看到有些地方的高速公路，繁忙的地方是六车道，走着走着变成四车道、两车道了。我国所有的高速公路从头至尾都是六车道、四车道或两车道，将来也可以有所变通。”
陈锡康建议：“要加快原油的储备基地建设，趁现在油价较低时储备大量原油，而不要把过多的资金用在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和债券。”我国储油能力非常差，国外通常要储备至少30天的使用量，像日本是180天，我国现在还达不到国外通常的储油量。
关于生态建设的紧迫问题
地学关注的领域与生态和资源环境密切相关，多位专家提出了生态方面的紧迫问题。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叶笃正院士虽未能出席此次会议，也带来了他的意见：环境治理问题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涉及气候变化、农业、渔业等方面，能否将环境治理问题作为一个产业向国家提出建议？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符淙斌院士表示，30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触目惊心。此次大规模投资，不仅要阻止对生态和环境的进一步破坏，而且要通过增加投资来改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的监测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设施，如果对我国的环境状况缺乏仔细的了解、缺乏最基本的数据，我们的决策、措施就建立在非常不稳固的基础上。”符淙斌说。
我国有气象、水文、环保、林业、海洋等各个业务部门的站网，但这些站网是各自为政、相对独立的。符淙斌认为，这不能构成对我国生态环境的整体认识。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的生态网络台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这样的国家网络必须增加投入，使得网络的观测、监测水平不断提高，在仪器设备、观测设施、观测内容上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到一个阶段就突然不投资了。
“1997年青藏高原下了场大雪，紧接着发生了1998年长江洪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1997年青藏大雪之后，高原对大气辐射的反射加强了，东南季风的强度大大减弱，停留在长江中下游，不能北进。如果青藏高原森林草地遭到破坏，没有植被保护，变成裸地以后，其返照率也会加强，就会造成今后南涝情况加剧。”中科院原副院长孙鸿烈院士说：“青藏高原不仅对河流上游具有水源涵养作用，其生态屏障作用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我国对草业、牧业的欠债太多了，以前只获取而没有投入，农业和草业的投入是不成比例的。”北京大学方精云院士表示：“能不能增加一些投入，在施肥、人工草场的建设和草地改造方面投入一些资金，提高草业的生产力、承载力？”
在投资方向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吕政建议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包产到户以后，不说跨流域，就是小流域、小区域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遭到破坏或者荒废了。这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一个基础，财政花钱也必须干。”
刘纪远认为，生态保护和建设存在的问题是，过于强调短期、单一项目的投入，对于长期性问题考虑不多。各部门分割或各地方分割的一些单一项目方式的生态建设工程比较多。
“表面看来，生态环保等工作都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实际上，其内部具有产业拉动和就业推动的内涵。强调单独靠这一方面的资金去解决生态脆弱区的生态建设问题是不可行的，应该和4万亿元资金的统筹进行衔接。”刘纪远表示，对重大生态环境工程的部署要重点考虑，比如因为资金的限制，现在整个黄土高原的淤地坝工程都是20年一遇的标准，在超过20年一遇的洪水面前，整个工程将不堪一击，会导致对黄河流域严重的威胁，“是否应提高标准？这也意味着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就业问题，另外对国计民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8年年初的冰雪灾害，明显可以看到南树北移以及一些单一森林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造成的问题。“森林结构的合理化、优化调整迫在眉睫，这种调整需要大量的资金，又对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重要意义。”刘纪远说。
他同时提出，湿地恢复需要工程引水、保水，这些方面也需要大量投资。还有环保的基础设施，其现状是水平低、条件差、能力差，应该在顶层设计上给予更多考虑。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郑度院士建议，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比如西北地区的风能，包括青藏高原的太阳能，“如果加强投入，对老百姓也是一种富民工程”。
多位专家建议，通过这次投资，要在生态补偿上下工夫，“既是对作出很大生态贡献地区的人们的补偿，也使生态不至于进一步恶化”。
关于气候变化及相应碳问题
在气候变化方面做了较多工作的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院士建议：“不仅仅是关注污染，面对日益迫切的减排责任，要强调关注碳排放。”
不久前，秦大河了解到香港一所学校在2008年夏天原本计划带优秀学生前往英国，但计算了乘飞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后，决定把活动改为在中国大陆举行，以节约碳排放。
“轨道交通也好，高速公路也好，或是其他建设，我们要考虑到碳排放因素，要有这个意识。”秦大河说。
中科院植物所张新时院士提出，仅仅关注碳源对我国是不够的，必须关注相应的碳汇发展。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最大的碳汇是西部和北部的山地，占北京市面积的50%以上。它们起两方面作用：水源涵养作用、碳汇作用。但北京山地的实际情况是，不管作为水源涵养还是作为碳汇的功能，效率都非常低。
北京的山地经过两三千年的破坏，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非常脆弱，退化严重。北京山地现在还有30%多是效率非常低的灌丛，绝大部分森林都是质量非常低的次生林，真正原始的天然林非常少。“它们的生态作用和经济作用都很低。北京市这样低劣的生态状况，让我们做生态工作或搞林业工作的人都感到是一种羞耻。”
张新时认为，如果让这些灌丛自然恢复成森林，大概2000年都恢复不了，必须加强人工干预，种植好的森林。“今后北京为此每年能不能投资20亿元？投资二三十年建设下来，按照科学的规律来恢复重建，可以使北京的山地森林发挥比较好的水源涵养和碳汇作用。”
关于政府购买服务和救灾款使用效率
“比如对于经济全球化，过去更多是考虑其正效应，实际上它也有很多弊端，如何在利弊之间选择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个新的命题。”樊杰建议，就4万亿元投资的重点领域和区域分布上，在形成应急咨询报告的同时，对重点问题也要开展研究。
杜平针对解决就业问题提出政府购买的方向：其一，面对大学生等突然面临的就业压力，政府花钱购买大批实习岗位，让他们学习实践一到两年，实习岗位可以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社区卫生实习岗位、初级教育实习岗位、乡村干部、研究机构的助理人员等。
其二，政府购买教育和培训服务，扩大中高级技能人员的招生，可以考虑对内部宣布停产的企业，不解散工人，政府花钱进行内训，减少这些单位的压力。
其三，政府购买一些公益性、社会性的事务。比如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发动100万人种树。中国也可以这样做，我们的城市环卫，农村的公路、小水利，以及专业化的节能服务网点建设等都可以利用这种方式，而且我们过去还有以工代赈的成熟经验。
其四，购买自主创业的机会，凡属自主创业者，政府应给予补助、减税和优惠贷款。
吕政认为，还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分配不了，一方面是就业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不够。必须要调整教育结构，而不是笼统地增加教育经费”。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相岐认为，应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1万亿元灾后重建款项的使用效率也引发了一些专家的疑问。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叶大年院士说：“多年来灾区县市国民经济总产值加起来也达不到这些钱，重建资金需求是否偏大了呢？”当他看到关于一位作为先进典型的受灾县主管领导的灾后重建规划的报道时，认为似乎已显示出“大干冒进”的苗头。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陈运泰院士说，震后很多受灾地方争着要建地震纪念遗址，甚至建大博物馆。“不能把它建成一个旅游胜地吧？！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主要是看它有没有科学价值和教育意义。要扩大内需、要花钱，但不能毫无计划，到处都建，甚至是高标准、大规模，否则是很大的浪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与发展战略部原部长李善同表示：“我们的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而交易成本实际上也很高。如果说注意降低交易成本，就可以使我们在成本上升的同时保持竞争力，这也就是说，政府还要加强管理能力，注意节约。”
同时，多位专家谈到投资产业升级的话题，中小企业自身很难进行技术革新，这也是目前在这一轮危机中浙江和广东20%的企业被迫下马的核心原因。而提早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和地区经受住了此次危机的考验，在自主创新投资方向中，应当把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方向。
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主持人，秦大河表示，地学部会继续组织专家做咨询工作，针对重点问题、应急事件还会展开研究和探讨。
《科学时报》 (2009-1-5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