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精云是个闲不住的人，这可能与他长期从事生态学研究有关。

 

前不久，方精云去德国访问，记者从其博士生那里了解到：“方老师为人很正派，对学术很执著。”“方老师最痛恨的就是弄虚作假；他很有为学术献身的精神，经常工作到很晚。”

 

当记者来到方精云的办公室采访时，眼前的方老师穿着拖鞋，身形健壮，不拘小节，平易近人。

 

 

对于来北大任教，方精云认为纯属偶然。

 

方精云从小就不爱说话，性格内向，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父亲就不让他报考师范类专业。“虽然我在家是长子，但是不善于表达和交流，家里抛头露面的事情都由弟弟们代劳。”方精云谦虚地说，“现在好一点了，对于自己熟悉的内容讲起来还行。”

 

方精云的科研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是“教授卖烧饼”的年代，条件非常艰苦，他对那段经历的印象十分深刻。

 

1989年，方精云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当时中国的科研体制正处于变革之中，科研经费以国家财政划拨为主，获取相当困难。1989年到1991年的两年间，方精云得到的科研经费只有1000元所长基金，科研工作难以为继；又问别的老师借了1000元，仍是举步维艰。方精云记得，一年内，他一共写了大大小小的项目申请书36份，但获得的资助情况却很令人失望。

 

从国外非常简单的科研生活，到国内如此艰苦的科研条件，形成强烈反差。无奈之下，方精云又回到日本去作博士后研究。其实他当时并不想再出国了，而是希望能把学到的东西好好用起来。“当时在日本跟家里人通电话，就跟他们说，如果国内哪个学校给我个副教授当，年薪五六千块钱，就算去边疆地区都无所谓。”方精云迫切地希望能学以致用。因此，在日本除了做学问，就是搞研究，非常投入、刻苦。

 

1997年，方精云调入北大工作。北大在方精云的心目中是崇高的。对方精云来说，北大有两大优点：一是自由，学术氛围好；二是学生素质高。“刚来的时候也挺艰难的，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但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想做点事情，多培养些学生。11年间，一个个难关都闯过来了。我这个人非常简单，想好一件事就去做，不会考虑太多。”

 

方精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抱负的人，科研到底能做成什么样，没有太多的考虑，只是从学科的角度，觉得很重要或很有意思就去做。但是他每做一件事情，都会分析前因后果，计划好了，有把握了才做。

 

 

方精云非常重视野外调查工作，每年都会到野外考察，收集数据资料，有时一去就是两三个月，足迹遍及我国西藏、海南、青海等25个省（区、市）和日本大部分地区。20多年来，他对中国和日本的主要植被类型都作过实地考察或定点观测。1995年他参加了我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对加拿大高纬度地区的生物、冻土、冰雪和大气进行过研究。

 

“出野外，艰苦是一方面，有时候是挺危险的。”方精云回忆起曾亲身经历的生死关头。

 

上世纪90年代初，方精云从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陪同几位日本生态学家去西藏科考，那次考察从5月到8月，历时3个月。正当所有工作都已完成，准备离开野外工作点的时候，方精云一下子倒下了。

 

“实在太累了。”方精云想起当时的情况，仍历历在目。当时，科考队住在海拔5200米的基地，在海拔5500～5800米的山头进行高山植被生理生态调查。白天测植物的光合作用，晚上测植物的呼吸作用。队员们睡不好觉，吃不好饭，高山反应都很严重，“后来去取气象仪器的时候，真是走一步歇四五步”。

 

方精云是其中反应最严重的一个，因为他是最累的一个。除了自己作研究，同时还要担任中日双方的联络员，什么事情都要干，根本得不到休息。一根弦绷得太紧，最后终于撑不住，方精云突然昏倒了。

 

方精云被送到日喀则的第八陆军医院，被确诊为急性肺水肿，这是高山病中最严重的一种。他在医院里休克了一段时间，在急救室里呆了5天5夜，没有下过病床，手脉每分钟跳到210次。同行的科考队员们都开始考虑他的后事了。但是，方精云凭借顽强的意志，最终度过了危险期，不久又恢复了过来。

 

“经历过那次的遭遇，以后再苦都不算什么了。”方精云坦然地说。

 

1995年，方精云参加了我国首次北极科考，再次经历了生死考验。在飞往北极的途中，他们所乘坐的飞机突然出现了故障。空服人员让乘客留信息，飞机上一共12位乘客，一些人在开始写遗嘱。

 

“一下子可能就没命了，整个机舱内的空气都变得异常紧张。但是我经历过西藏那次，没那么恐惧。”飞机后来降落在中途的一个临时机场，机上人员全无损伤。

 

 

方精云的科研方向并不多，就一个大方向——植被生态学，但是做得很集中、很系统。“申请课题是为了作研究，不是什么课题都拉来作，我比较忌讳这种事情。植被生态学的两个关键词：结构和功能，我们都在做。”方精云饶有兴趣地介绍起来。

 

最早开始的是碳循环研究。方精云建立了我国陆地植被和土壤碳储量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及其变化，较早地开展了碳循环主要过程的野外观测，构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尺度的陆地碳循环模式，为我国陆地碳循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方精云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究结果，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时隔不久，他又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陆地植被生产力与降水关系方面的研究结果。这不仅是该杂志连续发表由中国科学家负责并在国内完成的成果，而且同一研究小组在一年内连续在该杂志上发表两篇论文，在国际上也很少见。

 

从2000年开始，方精云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生态遥感。他带领的研究小组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和生态学过程模型，结合相匹配的植被、气候、土壤和太阳辐射等地面观测数据，研究了中国区域的陆地植被生产力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获得了几项重要研究成果。其中植被生产力与降水关系的成果，为预测植被生产力的变化、分析植被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国内外正在大力开展的长期生态学研究计划的设计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方精云还首次采用统一的调查方法，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山地植物多样性的分布规律。这项工作非常辛苦，投入的时间很多。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的团队调查了全国近60座山峰，积累了非常好的植被调查数据。外国专家了解到这项工作后，觉得一个研究小组竟能把中国的主要山地调查一遍，实在是不可思议。

 

方精云不仅自身认真严谨，对学生也相当严格。“希望我的学生都能够超过我。”方精云说，“我们做学生时候的基础不如现在的学生，但是现在的大多数学生缺乏独立性，遇到困难总是希望老师帮忙解决，自己不主动想办法。学生读书要读活，要去理解，同时还不能钻牛角尖。”

 

作为北大的一名优秀教师，方精云用自己的行动感召和凝聚着身边的莘莘学子，使北大生态学科研队伍的整体水平不断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