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英学子（CFP供图）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出国留学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清华大学问题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中国留学史从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中，由于公派留学是国家从宏观战略出发有针对性、有步骤地向外派遣留学人员，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的记忆 “做梦都没想过能出国留学”
改革开放初期，各个方面的人才奇缺。但是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实力较弱，派遣的留学生数量非常有限。“我做梦都没有想过能出国留学”——这是笔者在采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向隆万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现在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日子并不清闲。如果学校有国外数学学者来校访问，向隆万还是会用英语作讲学报告，学校像他这样在数学专业上过硬，语言又完全没有障碍的学者还是不多。在他看来，这完全依赖于当年公派留学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和语言基础。
1980年，向隆万还是西安交通大学的青年教师。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参加国家公派留学选拔考试，他的第一反应是别人在和他开玩笑。“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出国留学。”向隆万这样说道。他当时每个月工资才50元，而留学来回的机票钱就要4000元，自费留学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通过层层选拔顺利到达美国之后，他特别珍惜也特别感激国家给他的这次留学机会。1982年留学生涯结束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致力于推动中国数学科学的发展。
早期的公派留学生在国家经济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出国留学，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身上总是不自觉地透出一股要报效祖国的热情。
身为龙源国际集团总裁的汤潮，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谈起1978年奔赴加拿大留学的经历，他激动地说：“当时我得知自己被公派留学的消息后，简直跟范进中举差不多。据说当时中国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我就暗下决心，学成归来一定要努力报效祖国！”1986年留学英国，现在是广西科学院院长的黄日波更是坦率地说：“公派留学改变了我的命运，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现实的交响 选派人员层次越来越高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行政渠道下公派留学工作的一些弊端开始显露，具体体现在选派人员质量没有保证、广泛性不够等问题日益凸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于1996年正式成立，公派留学工作从此逐步走上正规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公派留学在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后，已日趋成熟并走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派留学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方针的指引下，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据教育部国际司司长张秀琴介绍，自1978年到2006年底，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106.7万人，其中1978年出国留学总数860人，2006年13.4万人，29年出国留学规模扩大了155倍。其中，2007年公派留学人员就比2006年的8242人增加了51%，高达12402人，公派留学人数首次过万。
同时，国家公派留学重点资助对象开始从进修生向学生倾斜，公派留学人员日益趋于年轻化。2007年，政府开始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根据该计划，从2007年至2011年，国家每年将从49所重点高校中选派5000名研究生，有计划、成规模地送往国外一流大学学习。
张秀琴在回顾公派留学30年时说道，公派留学选派人员的层次越来越高，拥有博士学位的超过一半，很多人都承担着国家级课题或省级课题的任务。正在荷兰攻读博士学位的公派留学生郝璞也认为，国家目前对公派出国人员的选拔机制已经相当成熟，“公派留学目前主要面对高校、科研院所，申请者经过层层选拔过关后才能获取资格，各大高校也都有相当长时间的选拔经验，选派人员质量不是问题。”他指出，目前公派出国的群体层次越来越高，以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为主，“选派出去的学生成绩优异，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和计划，并有强烈的学成归国服务意愿。”
与此同时，国家公派留学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大了对金融和经济领域人才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金融经济人才。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把原先资助的七大领域及时地做了相应调整。
巨大的成就 公派留学人员已成重要人才资源
在这30年间，一批又一批的公派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对他们来说，公派留学可能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对整个国家来说，公派留学人员更是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中国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30年当中，公派留学培养了一大批在高科技、文化、教育、科研等领域的中国最急需的骨干人员，他们不仅带回了国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更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国际化的视野。”谈到中国公派留学这30年的成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任方茂田这样说道。
在科研领域，公派留学回国人员充当了先行者和开拓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学科和交叉学科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他们回国后迅速成长为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等，成为学科带头人，不仅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快速提升，对于中国高校的教学质量的提高、人才的培养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有统计表明，留学回国人员在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中占77.61%，长江学者中占94%。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也曾表示，公派留学是缩短我国博士培养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提高师资水平的有效方式之一。
在公派留学的队伍中，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公派的国家干部和行政人员。有人曾质疑：国家花费大量的财力公派行政人员到底值不值？在黄日波看来，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他说：“行政人员出国开阔了视野和思路，回来后在决策上更加科学，从另一个层面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难以估量的。”
中国改革开放在这30年间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中国也逐步走向世界舞台。公派留学人员在这个进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留学人员的派遣反过来也让世界通过各个层面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沟通。”方茂田说。对此，汤潮深有同感，他出国后不仅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外的差距，同时也看到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现状。这让他下定决心将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留学人员起着沟通世界与中国的桥梁作用。在国外的留学人员，不少人成为民间大使和文化使者；一些留学人员组织，在向国外介绍当代中国、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国与不同国家之间人民相互理解与沟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还利用自身独特的语言和社会交往的优势，牵线搭桥，促进外商投资、开展贸易，为国家和家乡建设做出贡献。
未来的思考 挑战和机遇并存
回顾30年公派留学的历程并展望未来，公派留学的挑战和机遇并存。
比如，公派留学存在选派难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国家企事业单位中表现尤为明显。公派留学人员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内工作任务饱满、珍惜现有岗位、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家对留学工作的投入不断增加，但一批优秀的在岗青年人才却难以被派出学习进修，这就间接导致了企事业单位派出的人员比例较少的情况。面临这种情况，如何选取一种恰当而科学的方式协调各方的冲突和矛盾，使得企事业公派留学人员在岗位和生活上拥有切实放心的保障，让他们乐于去、愿意回，也是公派出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尽管面临着一些问题，但随着政策的推进和体制的完善，公派留学的渠道日益畅通，规模不断扩大，回归率也在稳步上升。公派留学也在不断摸索适合中国发展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措施。比如，资助的方式从之前的全部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出资转变为多种资助方式共存。近几年，基金委与国外的几个大学建立了共同出资资助项目，资助逐渐转变为全额资助、差额资助、联合资助多种方式结合。
毋庸置疑，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一大批同时具备高科技知识和国际视野的人才。黄日波说：“国家现在虽然比30年前强大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公派留学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放眼未来，公派留学将迈入一个崭新的领域，这里不止局限于制度上的完善，更是理念上的创新。
合上历史的书页，我们掩卷沉思：回首百年，留学潮一浪接一浪，一代代中华儿女奔赴异国求学，心怀祖国与故土；回首三十年，当异国不再神秘、留学变得简单，踏出国界不需跋山涉水，越来越多的学子被送出去、又回来。场景回放到三十年前，邓小平毅然而坚定的话语在耳边回荡：“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