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虽然同是英国的顶级高校，但二者的风格迥异。牛津大学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开放的，较多地涉入政治，文科占据优势，与伦敦的政治家、金融家有密切的联系。剑桥大学则被认为是比较内敛，理科占据优势，与政治界和金融界都保持一定的距离。20世纪以来，担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多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担任剑桥大学校长的则比较低调。

 

 

在颁发荣誉学位方面，两校虽然也是有差异，但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讲政治”的。两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荣誉学位主要颁发给军功卓著的人物。剑桥大学在1919年共颁发25个荣誉学位，其中有19个颁给了军人；牛津大学1946年颁发的荣誉学位中，有近一半颁给了军人。

 

政治争端曾使得剑桥大学荣誉学位的颁发量减少。比如在1926年，曾担任工党议员的剑桥大学数学教授约瑟夫·拉莫尔勋爵提议，向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工党首相兰姆赛·麦克唐纳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一批教授纷纷表示反对，其中的保守分子认为，他曾经公开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像个爱国者；反对派中的社会主义者则对他不久前谴责工人大罢工之举极为不满。

 

麦克唐纳怕万一通不过遴选程序太丢面子，就主动退出了。为了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的严重纷争，剑桥大学的几位学术名流商量决定对荣誉学位候选人遴选程序进行了评估与检讨。他们建议每年至多颁发8个荣誉学位，不要提名那些在政治上太敏感的人物。后来剑桥大学并没有严格遵守每年8个的限额，但确实主要将荣誉学位颁发给科学家和著名学者了。

 

 

从20世纪30年代起，英国外交部就将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视作外交工具了。从牛津大学的档案来看，有时都搞不清是牛津大学提的名还是白厅提的名（根据程序，应该是牛津大学提名）。1941年，牛津大学给葡萄牙首相萨拉查和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了荣誉学位。萨拉查是个独裁者，向他颁发学位是为了拉近关系，不希望葡萄牙加入轴心国阵营。而向罗斯福颁发学位，则是希望美国参战，对德国形成威胁。

 

二战之后，牛津大学继续利用荣誉学位来巩固英国与美国及自己的欧洲盟友（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关系，而对苏联则采取不理睬的态度，尽管苏联某些专家学者完全有资格获得其荣誉学位。

 

如果稍有不慎，颁发荣誉学位就会惹出事来。1962年，牛津大学向卓别林颁发了荣誉学位，出席颁奖典礼的还有在1961年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学位的美国国务卿迪恩·拉斯克。由于卓别林被美国的保守派认为是共产党的同情者，1952年美国政府就不准他再次入境。因此，美国一些报纸攻击说，让卓别林与美国国务卿坐在一起，是对美国的蔑视。

 

 

相对说来，剑桥大学则希望离政治远一点。政界人物中曾被其提名而并未获审议通过的荣誉学位候选人包括：伊朗国王，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德国前总理阿登纳，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和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但是剑桥大学内部也有人觉得，学校在荣誉学位颁发上过于谨小慎微，不利于彰显自己的价值观和影响力。例如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迫于纳粹当局的压力，德国波恩大学将1919年颁发给他的荣誉学位取消了。为了表示对托马斯·曼的声援和对纳粹的抗议，上个世纪30年代有好几家大学向他颁发荣誉学位，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也分别于1935年和1949年向托马斯·曼颁发了荣誉学位，而剑桥大学直到1953年才采取行动，此时离托马斯·曼去世只有两年。

 

1963年，就是否同意颁发荣誉学位给英国上院议长兼科学大臣海尔什子爵一事，剑桥大学再起激烈的争论。最后经剑桥大学参事会大会(Senate House)表决，提名获得通过。此后，遴选程序再次严格起来，原来需要剑桥大学参事会理事会 (Senate Council)的简单多数票即可，现在变成需要17名理事会成员中的至少13票同意才行。上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荣誉学位的44%颁发给学者，17% 颁给现任或前任的政府高官以至政府首脑，到了60年代，相应的比例成了62%与3%。

 

近十几年来，两校的遴选政策有所趋同，遴选条件都更加苛刻，其主旨都是为了避免激烈的争执。现在两所学校颁发荣誉学位都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文化和知识上的影响力，强调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不再显耀自己与政府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