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据《羊城晚报》报道，钟南山“对中国人均期望寿命达73岁表示质疑”。他认为，“如果前两年刚刚是期望寿命是71岁，过了这几年又变成73岁了，哪有这么快？”“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水分，我是不赞成提这个东西，这不太真实，广州、上海高，香港就更高了，比城市的话可以提，但是从全国来说，我觉得水分太大”。
人均期望寿命也称人均预期寿命，指的是某一年份出生的婴儿，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预期可以存活的年数。这个数据如今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所推行的人类发展指数的3个指标之一，另外两个指标是成人识字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用平价美元计算）。因此，如果这个指标有所增长，就会对人类发展指数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不妨看看建国以来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过程。1949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估算数），1982年“三普”时提高到67.88岁，2000年“五普”时又提高到71.40岁。前33年增长约33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建国前长期战乱，加上灾害和瘟疫，人的寿命当然长不了。建国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建国前后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较快，这是合乎逻辑的。
1982年到2000年，18年中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82岁。人均寿命提高到一定程度，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平均每年仅提高0.21岁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2003～2007年中国卫生发展情况简报指出，2005年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提高到73.0岁，钟南山所质疑的数字应该出自于此。因为这5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的速度突然加快，达到每年平均0.32岁，确实令人费解。再看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2002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1.8岁，如果以这个数字为基准，近3年人均预期寿命每年提高的幅度达到0.4岁，这可能吗？
以上所提及的数字都很小，年平均数都在小数点以下，但就是在这些细微之处充分体现了钟南山的专业精神：首先，他能够敏感地发现问题，其次，他敢于直截了当地提出质疑。当然，在此时此刻提出这个问题，更体现了他作为人民代表的责任心。
有关部门用这些数据，不知是否想说明“我国卫生费用的投入产出效率是很高的”。但是，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好的医疗保健并不必然意味着良好的健康状况。良好的健康状况与那些医院医生无法控制的因素联系得最为紧密，包括遗传、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食、饮酒、运动、焦虑）以及物理环境（如污水处理、水质、工作条件等等）。大多数损害人体健康的因素是医生和医院无力控制的，从长远看，婴儿死亡率、疾病以及人的寿命受到医疗保健质量的影响很小。”以上理论分析告诉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看，人均预期寿命与卫生费用投入产出效率的相关度也许并不高。
这个数字已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不知是否还有更加确切的统计数字能够替代它，譬如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重新计算，也不知道有关部门会否作出可以让公众接受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