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1940年前后，当我在大学地质系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陈国达先生。因为教我们地貌学的是冯景兰先生。冯先生曾在广东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和陈国达先生对广东红色岩系的地层问题的讨论，曾引起地质界人们的关注。因为云南也有红色岩系，所以我们对陈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在地质学上有新的发现十分敬佩。当时还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认识，可能这就是陈先生一生在学术上不断创新的治学之路的开始。

 

时光流逝，冯、陈二人俱已作古，但对他们的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在陈国达院士的著作《活化构造成矿学》这部从地洼学说讨论矿床形成演化巨著出版之际，谈一点儿个人的回忆，以表达对陈先生那种勇于创新和坚忍不拔的治学精神的敬仰之意。

 

以陈国达先生和冯景兰老师对广东红色岩层的讨论，使人想起冯景兰老师。他的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时除课堂听讲以外，还有随老师们到野外实习的地质旅行，少则一天，多的可达十天、半月。在野外，师生们朝夕相处，餐宿与共，是个最好的学习的机会了。冯老师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在学术的传授与讨论中那种宽厚长者之风，使学生们如沐春风。使人想起陈国达先生当时以一个青年学子在地质问题，不囿于前人的见解，并把自己与前人不同的见解拿出来和老一辈的学者讨论。正是这种氛围中的一种表现，使我们年轻人十分钦佩。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深刻体会学术讨论中的挑战和宽容互为条件对寻求真理、促进科学创新与进步的意义。

 

直到建国以后才有机会和陈国达先生见面和接触。在科技界进行12年科学远景规划之后的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请司幼东同志和我陪同苏联专家西尼村教授，作一次由广州经湖南、贵州到云南的地质旅行。科学院请了陈国达教授同行。

 

在广州沙面的一个宾馆里陈先生来找我。从一开始他那种谦和的态度，以及后来旅行中讨论问题的虚心使我深受教育。

 

西尼村来广州后，陈先生带我们看了一个市内新发现的海蚀地貌现象。那是一条海蚀台阶的残迹。虽然仅保存有一二十米，不长但很平缓，极不易被发现和辨认，但陈先生却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原来这一地貌现象的发现又证明了陈先生早期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期，打破前人对广州三角洲形成的看法的新论。这一地貌现象的发现说明过去海岸曾在此停留，可现在这里已是广州的市中心区了。对此现象大家讨论得很有兴趣。陈先生为了使大家对海蚀有更深的印象，又带我们驱车花两个小时，到离海边不远的中山县，翠享村，孙中山故居，在那里看到了太平洋的海边。

 

从广州出发我们坐汽车一路考察地质，穿过南岭是这次地质旅行的重点之一，陈先生知道西尼村是构造专家，一路上他们讨论得十分热烈。这些讨论不仅是在野外现场，也包括坐在汽车上的旅途中和住在宾馆里的就餐时。陈先生对学习的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当时他已是一位教授和成熟的地质学家了。他对于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真是虚怀若谷。1956年可能正是陈先生在思维中形成他的“地洼学说”的时候，正是由于那种科学发现的激情和驱动力，使他如饥似渴地吸收营养，消化并创新。

 

后来，每当陈先生讲大地构造和“地洼学说”的时候，我就回忆起我们在湖南旅行时穿过黑色的“板溪群”时他和西尼村的讨论，和住在常德招待所中的夜晚。陈国达先生在人们都已入睡的时候，还漫步在月光之下，深思苦想的情景。多少年都过去了，他是如何像培养一棵幼苗一样，精心地不知疲倦地为自己对科学的责任和给科学以贡献而努力呀！

 

我们旅行到贵州以后，陈先生就回长沙去了。我回到北京后，和施雅风先生聘请陈先生做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他曾为《中国第四纪研究》这个刊物写过好几篇论文。后来由于他专心致志于“地洼学说”的建立和矿产资源的研究，对第四纪的工作就少了。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经常有机会和陈先生们一起参加一些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给人们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手里常常拿着一个小本子。在苏联专家或是其他大地构造专家们讨论问题时，总是在作笔记。他那种不耻下问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人吃惊。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如此，在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在他被1986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以有卓越贡献的国际科学家的名义邀请参加会议时仍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在他已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0年以后还是如此。陈国达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最后，他总是那种热诚地寻求“地洼学说”的知音人。

 

后来在长沙成立了大地构造研究所，现在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继续他的思想和未竟的工作。

 

回顾一下我所知道的陈国达先生的学术历程，想起我们地质工作的活跃的上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那是自主创新萌发的时代。在理论大地构造方面，最著名的有李四光先生的“地质力学”研究，有黄汲清先生的“多旋回理论”，有张伯声先生的“镶嵌构造”学说，有张文佑先生的“断块学说”，再有一个就是陈国达先生的“地洼学说”了。此外还有不少学者都有自己的新鲜的看法。

 

这样一个自主理论创新的生动活泼的初始局面，应该说是来自当时全国矿产资源和工程建设等蓬勃发展的要求。人类已从自己开发自然资源与环境中把自己塑造成为一种地质营力，力图对自然环境赋予说明和加以解释。这种理论上的创新与矿产资源和环境工程等社会需求，二者是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的。

 

陈国达先生在那个时代，以不畏艰险、勇于攀登、谦虚谨慎、坚忍不拔的治学精神，开创了“地洼学说”，也给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财富，就是对“地洼学说”的希望。希望今天更多的人来以陈国达院士不断创新的精神无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创造更多的科学理论。

 

刘东生，1917年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亚欧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第四纪地质学家、环境学家，高山和极地科学家。

 

《活化构造成矿学》：本书从理论基础与基本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活化构造成矿学这门历史——因果论、综合大地构造学与矿床学交叉的新学科，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证。全书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活化构造成矿学创立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上，不断充实发展和开拓创新取得的系列成果。

 

（《活化构造成矿学》，陈国达、杨心宜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定价：7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