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下简称“长江计划”）的评审专家，前三批的评审您都参加了，您这次又专程来参加专家评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请您谈谈感想。

 

吴瑞：“长江计划”主要是鼓励学者们努力工作，做拔尖的工作，至少在世界上可以跟一流的工作相比。当然要看不同学科，有的学科，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还比较大，五年之内不可能赶上，但是至少会比现在好得多。事实上，有的学科跟世界一流的水平相比差得不太远了。希望五年之内慢慢赶上。因此，这个计划，在帮助中国在不少领域赶上世界水平方面会起不小的作用。

 

这个计划的实施，还为那些在国外不打算长期回国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为国家贡献的机会。近三年大约有近100人左右是从国外应聘回来的。一种是全职在中国的特聘教授，另一种是讲座教授。前三批已经有300多人上岗了，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希望达到1000人，我看再有三年就差不多了。不过，我希望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能够继续把这个计划做下去，因为凡是头一批有成就的，应该鼓励他们做得更好。而对于目前尚未达到入选标准的年轻人，五年、八年之后很可能就达到了这个标准，如果这个计划停止了，那么以后的学者就失去了一个机会。

 

讲座教授这一形式，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非常重要。这一领域的优秀科学家很多，在国外的大多数在美国。但是据我的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五到十年内不会回来，通过实施讲座教授制度，请他们每年回来一两个月，不在的时候通过E-MAIL联系，也能够起很大作用。我知道的就有两个例子：北京大学有两位，清华大学有一位，他们在国内都各自有很好的合作伙伴，已经有了很好的结果。

 

因此，我希望中国尽量通过各种方式吸引他们。我知道的还有，三四位组织起来，回来承担一门课，每天讲五六个小时，很紧凑的，两个礼拜讲的课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学期的，效果也很好。

 

记者：今天我们就谈论“长江计划”的深远意义，是否为时尚早？

 

吴瑞：当然。我想过几年才能真正看得出来。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任何一个计划的实施，如同任何一项研究，不会一下子跳到一个很高的层次，需要一步一步往上走，只要每年往上走一步，过三五年就会看到结果，一两年一般看不出来。希望大家都不要着急，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

 

记者：您作为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如今成为伯乐、做人梯，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希望？

 

吴瑞：现在学生素质都很高，尤其拿到博士学位的大多数都很聪明，而且，在我这一学科领域又要求动手能力很强，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再加上个人的努力，才可以做出真正的突出贡献。一般来说，至少在国外的中国学人，他们学习、工作很努力，很勤奋，比别国的人，比美国人同样地位的，工作时间都长，而且很专心于学术。在国内，似乎杂事比较多，不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科研方面。这是不好的。

 

另外，在国内已经有五到十年工作经验的教授或研究员，如果每年出去开一次或两次会，每次一两个礼拜，同国际前沿保持联系，有新的发现就可以互相交流，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去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不断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也很好，但目前这种情况还不多。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发展非常快，新的技术或想法不断涌现。如果没有接触就会落后。因此，我主张留学回国后，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保持与国外的联系。

 

当然，国内的科研条件和环境，比10年前已经好了许多。但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比如，搞生命科学研究，常需要从国外进口一些重要的试剂或别的材料，有时就会很麻烦，不能及时地、顺利地到达科研人员手上，结果让那些科研人员，几次三番跑海关，跑机场……使科研人员花费很大工夫去做这种不应该花时间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有的研究人员，一旦工作做好了，就会有许多非科研业务以外的行政责任或别的任务加到他的身上，当然，有些工作也很重要，但是我认为不要过多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让他去做其他事情，也可以有些贡献，但是对他科研进程会有负面影响。我认为，要尽力保护科研人员，保护学者，让他们集中精力在科研上有更大的发挥和突破。

 

记者：您已经参加了四批“长江学者”的评审工作，您对这样的评审过程有什么看法？

 

吴瑞：可以说评审过程非常严肃，非常谨慎，要评好几次。首先是学校评审后推荐上来，然后是教育部组织两院院士两轮评审，最后是我们评审委员的评审。经过四轮的筛选，才能决定谁可以应聘。这是一个很公平、很审慎的评选过程。我觉得这样很好。

 

 

美国康奈尔大学华裔学者吴瑞教授的儒者风范，留给任何人的印象都是难忘的。

 

吴先生今年72岁，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因为此前并没有见过吴先生，我以为古稀之年的老人多会显出反应迟缓、动作拖沓甚至耳背......其实不然。

 

长城饭店，教育部“长江计划”第四批特聘教授、讲座教授的评审正在紧张进行，吴先生是“长江计划”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因为距离下午3点钟的全体会议还有一段时间，我对吴先生的采访，被安排在两点至两点半。

 

18层的一间套房，吴先生亲自为我打开房门，带我在沙发上坐定。我环视了一下房间，吸引我注意力的是旁边的一张写字台，台灯还亮着，桌上摊开的是一摞摞参评的材料。看来，吴先生刚才还在工作着。

 

“您身体好吗？”我试探性地问吴先生。“还可以，还可以，谢谢你的关心。”语调平和而亲切，加之吴先生和蔼的表情，顿时让我临来之前的紧张心情放松了许多。虽然事前拟好了采访提纲，但此刻却似乎用不着那么拘泥于提纲。当我们谈到“长江计划”，特别是谈及年轻人的话题时，吴老热情洋溢，侃侃而谈。

 

当此次采访的中心话题谈过之后，吴先生关切地询问了《神州学人》杂志的创刊时间、发行量、主要内容等等。吴先生仔细地听着我的每一句话，目光看着我，又似乎没有看着我，透过他的目光，我看到的是我无法洞悉的很远以前，那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神态，始终那样平和，我似乎不知不觉地被融进他那亲切的氛围中。

 

吴先生已经稀疏的白发，纹丝不乱，镜片后的双眸依旧清亮充满善意，注视人的时候很有神，而且这种注视伴随着每一句问话，让人感到一种关切。采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先生对祖国科学事业尤其是他所在的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的关切，以及对问题的客观、求实的表述。

 

我知道，不，很多人都知道，吴先生在生命科学领域有着足以让世人惊叹的成就。同时让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当邓小平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想法后，吴先生立即向中国教育部建议：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发展很快，中国要尽快培养这一领域的年轻科技人才。为此他亲自出马向美国百所一流大学，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说服他们接受中国留学生，最终促成了CUSBEA（中美生物学交流计划）项目，也就是常说的“吴瑞项目”的实施。这一项目自1981年连续8年共派出425人，如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专家。我说：“今天，您又在帮助中国吸引这些学者为国家做出贡献，您画了一个完满的圆。”吴先生听了只是淡淡地笑笑。我不由得在心里赞叹：真正的大师，真正的科学家！

 

吴先生到了这个年龄，思路异常灵敏，我的所有问题都是话音刚落，他的对答就接了过来，没有任何空当，而且，用词准确无误。

 

与大师的娓娓而谈，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与智者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