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1日，星期一，中国农历正月初五。这天上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施一公像平常一样查收电子邮件，一封来自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的信让他震惊不已：吴瑞先生于2月10日在纽约州伊萨卡县因心脏病不幸逝世。

 

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的长江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及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座教授。在震惊与悲伤之际，他想到了自己作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的责任和义务：在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知协会的全体成员和相关人士。他立即给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13位理事发了紧急邮件，要求召开一个理事会扩大会议，并请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的两位华人教授刘军和柯爱龙，以及吴瑞先生的前博士生、现任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孙晓红教授，作为特别邀请人员出席。

 

 

2月11日下午4∶30到5∶30，施一公主持召开了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的紧急电话会议，会议决定做6件事：

 

第一，立即请刘军和柯爱龙以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名义，慰问吴瑞先生的夫人和子女，并敬送花篮；第二，请吴宏负责与北京大学的顾孝诚教授联系，将这一消息告诉国内相关机构和媒体；第三，施一公负责与《细胞》、《自然》和《科学》杂志联系，商讨有关刊登吴瑞先生的生平和中国教授撰写的纪念文章等事宜；第四，与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吴瑞治丧委员会取得联系；第五，施一公在当晚代表华人生物学家协会起草吴瑞先生逝世的讣告，并在第二天发给协会全体会员和相关人士；第六，协会原计划于今年10月在康奈尔大学为吴瑞先生举办一个庆祝80周岁生日的学术研讨会，现决定将庆祝会改为纪念会，和康奈尔大学共同举办。

 

2月12日中午，施一公将吴瑞先生逝世的讣告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600多位同事。他在讣告中说：吴瑞博士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科学遗产：在其众多的科学成就中，作为DNA测序的先锋，他在1970年发明了第一个DNA测序方法；1971年，他利用这种方法测出第一个DNA序列；他的方法经英国科学家桑格的发展和改进后，成为世界上通用的大规模测序DNA的手段……当吴瑞先生在1980年首次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后，他意识到食品短缺将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他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到了转基因水稻的研究……在生命的最后27年，他为促进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创办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为中国培养了整整一代生物学研究人才……

 

发信后24小时内，施一公收到了大量的回复，大家都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信中表示，吴瑞先生的逝世是世界生命科学界，尤其是中国科学界的重大损失，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和吴瑞先生的朋友的身份，向吴瑞家人表示了深切的慰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在回信中说，吴瑞先生的逝世是生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他认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以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纪念吴瑞非常有意义。

 

 

施一公认为，吴瑞先生的一生对世界生命科学和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影响深远。尤其值得一提的，一是发明了DNA测序方法并测出第一个DNA序列；二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创办的CUSBEA项目非常成功，在425名CUSBEA学生中，有一大批成为其所在领域的佼佼者和科研的领军人物。CUSBEA项目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步伐，加快了中国教育和科研的发展。

 

“吴瑞先生还有许多令人非常敬佩的事情，第一，他虽然长期定居美国，但始终以中国人自居、自豪，对中国可能面临的科技及社会问题表示高度关切。这一点我觉得很了不起，他高雅的人格令人敬仰、敬佩。”施一公说，“第二，对国内科技的发展规划、科技政策的制定，吴瑞先生不仅有求必应，而且主动过问、参与、出谋划策……我觉得这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包括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成立，吴瑞先生也尽了他的努力，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得。”

 

1990年，作为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外籍顾问，吴瑞通过一些国内科学家了解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虽然评审公正，但资助强度偏小，难以用之干成大事。于是，他起草了一封信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并请到另外9位海外著名科学家(其中有4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讨论并签名，信中陈述了国家对自然科学经费投入的重要性，呼吁增加国家基金的支持强度。

 

为表彰吴瑞在生物化学和植物生物技术领域的杰出成就，以及他在中美学生交流项目中的领导作用，1997年，新加坡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邓兆生博士提议设立吴瑞基金会，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在美华人学者的积极响应。1998年2月，“吴瑞协会”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该协会在华人生物学家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为此，“吴瑞协会”2004年更名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成为代表北美及其他地区3000多名华人生物学精英的专业组织。

 

施一公感慨道：“直到去世前几天，吴先生都还在忙着中国人的事。这也是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目的和宗旨，即为华人生物学家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搭建海外与中国生命科学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促进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如果我有机会能对吴先生再讲一句话，我会告诉他：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会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吴瑞1928年8月出生于北京，1949年随家人到美国；而1967年出生的施一公早就知道吴瑞，但两人认识则是很晚的事。“我们的第一次联系大约是在2001年，那时我刚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吴先生也正在收集关于年轻一代中国生命科学家在美国作出贡献的资料。他打来电话问了一些有关我做的研究的问题。”施一公说，“我意识到我可能会出现在吴瑞先生的文章里，感到很幸运。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之后比较多的是通过电子邮件联络。真正与他接触比较多的一次，是2005年底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巨石城召开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上。”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讨论了学术界里的“玻璃天花板”问题，吴瑞先生突然很激动地站起来说：“你们知不知道美国有一个名为‘80/20促进会’的亚裔政治组织？它的宗旨是为亚裔美国人服务，希望在选举时将80%的亚裔选票投给一个支持亚裔、为亚裔谋福利的候选人，包括美国总统的选择。”施一公回忆道，“吴瑞先生鼓励我们支持并参与80/20促进会。”

 

“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佩服吴先生。因为当时讨论的主要是学术界内的问题，而他立即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人在美国学术界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有其政治背景和原因，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多关心和参与政治、社会事务。我想，许多中国人在听到‘80/20促进会’后并不是很感兴趣，认为不关自己的事情；其次是觉得即使自己参与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种共同心态。而吴先生能这样鼓励大家，我很敬佩，他不仅在学术上、教育上，而且在社会问题上的观点都令人敬佩。他为在美国的中国人、亚裔美国人和所有的中国人尽了很大的努力。”

 

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7年7月，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CUSBEA庆祝会，以及清华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暨2007年生命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吴瑞抵达北京后，施一公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神经科学家鲁白，邀请他在清华大学共进晚餐。“和吴瑞吃饭是一种愉快的享受，甚至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对中国年轻科学家的期待、对国内科技政策的看法、中国科技的现状等等，我自己的很多理念都与吴瑞先生不谋而合，这种感觉非常好，我深受他的鼓舞。”

 

世事如此多变，半年多后，施一公成为吴瑞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他说：“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将事情做好，吴瑞先生的精神要传承下去，要让年轻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些事，因为许多包括到美国的中国年轻人并不清楚吴瑞先生其人其事，我们要把他的精神介绍给大家，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能像吴瑞先生那样出现在世界科技、政治和社会舞台上，为中国人的事情奔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