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创办研究生院、第一个要求恢复高考、第一个创办少年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就和这若干个“第一”结下了不解之缘。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有句“我思故我在”的名言，意思是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思想，否则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中科大借用这句话，提出‘我创新故我在’，意指创新对于中科大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中科大，没有创新中科大就平庸了、就没有价值了！50年，中科大为中国科教事业发展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按科学规律办事，不盲从，不跟风！”中科大校长朱清时一语道破“天机”。
在一些“运动”中，中科大不跟风
20世纪50年代，是以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航空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的快速生长期，科技进步为人类展现出一个全新景象。中科院正着手原子弹、导弹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研究，亟须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而当时从高校分配的毕业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科院利用自身优势，创办了这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
钱学森、郭永怀、华罗庚、贝时璋、赵九章等著名科学家在给学生授课的同时，也将“按科学规律办事，不盲从，不跟风”的实事求是的教育理念带给了中科大。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热火朝天，很多学校停课，学生也去炼钢铁，搞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但中科大坚持了“学生一定要上课”的真理，当年，中科大只停了3个礼拜课，是当年停课时间较少的高校。
1959年，全国又开始了技术革新运动，提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怎么结合”。很多大学不上课，把老师学生都拉到生产现场去。中科大却没有。
1963年9月，朱清时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学习。在进入中科大的第二年，全国又开展了“四清运动”：让所有大学生到农村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几乎全国所有高校的大学二年级学生都要去一年，这次，中科大又没有参与。
朱清时回忆说：“当时，中科大坚持大学生3年基础课必须连续上完，保持完整性和连贯性。如果不连贯，一年‘劳动’后就忘完了，后面的课就跟不上了。中科大的学生基础课扎实，也和基础课严格要求的传统有关。”
“中科大的清醒源自身为学术界大师的学校学术带头人和领导对教育规律的理解。他们在办学的同时，把科学精神也带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校风。”校长郭沫若的话让朱清时记忆犹新：“大学就要给学生上课，不上课还叫什么学校？”
面对困难，中科大坚持办学方向
“文革”期间，中科大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日子。
1970年初，中科大南迁到安徽，搬迁使中科大损失了2/3的科研设备，一半的教师也选择留在了北京。
“这一半的教师大部分都是骨干。但对中科大来说，最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文革”期间，由于种种原因，中科大从中科院系统调了出来，变为地方和原三机部共管的学校。学校划归原三机部领导后，因原有37个专业中有18个专业与原三机部不对口，一度面临理工科分离甚至解体的危险。在两年多时间里，中科大全校师生百折不挠，要求保持中科大的办学方向，并且要求回归科学院系统。
1974年，中科大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系统。
朱清时说：“中科大韧性很强，顽强保持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就是要给国家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坚持理工科结合、专业和中科院结合的办学方向和办学模式，现在看来，当时的坚持相当不易。很多学校就是因为没有坚持而被分裂了。”
朱清时将中科大重回到中国科学院系统视为“重生”，正是在“重生”之后，中科大又办了件“大事”。
“文革”期间的招生方针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朱清时说：“这里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要基层推荐才行，第二层领导要批准才行。最后，学校只能复审。所以这个十六字方针令学校管不住质量，招来的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达不到我们要培养一流高科技人才的目标。”
当时中科大提出一个迂回的招生方针：“自愿报名，群众评议，中学推荐，上级组织审核，经过文化考察，中国科技大学全面考试复核。”
朱清时说：“我们就是要求过考试这道关，这实际上就是提出恢复高考。这是科大精神最鲜明的一次体现。”
在创新理念伴随下，
科大办了几件“大事”
改革开放后，中科大始终走在教育界改革开放的最前列。1978年中科大就开始举办出国人员的外语培训班，开放出国留学的通道，派老师出国学习。
“其实，当时阻力很大，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出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就在两三年前，还不能随意收听国外的电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想到马上会出国，反差太大了。其实正是这样的创新举措令科大受益匪浅。”正是在那时被派出国的朱清时解释说。
1973年，李政道访问中国，他给周总理提了一个意见：“中国的科技要想快速跟上世界先进水平，只有采用一些特殊办法。科研领域的人才选拔可以像歌舞团选演员一样，选拔有天赋的孩子，特殊培养。”
这些意见被中科大领导迅速领会，1978年3月8日，在李政道、杨振宁等科学家的建议下，在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重视下，中科大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少年班，首批21名智力超常少年被中科大破格录取。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15岁。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科大做的第二件‘大事’。30年来，中科大少年班依旧是全国最成功的少年班，目前，已毕业少年大学生达到了1027人。”朱清时说。
同年，中科大还办了第三件“大事”——成立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
朱清时说：“成立研究生院的起因有二：一是中科大搬迁到了合肥，但很多老教授家都在北京，方便上课。二是中科大又是中科院唯一一所大学，中科院也愿意让中科大的研究生院办在北京，这样可以与北京的科研院所相结合。后来，发现研究生院可以把研究生的管理系统化、科学化。这种模式取得很大成功，全国大学相继效仿，至今，已有50多所高校设有研究生院。”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清华大学的老院士说：“现在的大学都想评第一第二，其实过了二三十年以后，哪个学校办得好，自有公论。从过去的二三十年看来，中国办得最好的大学就是中科大。因为他们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现在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因此，80年代中科大的人才培养、科研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科大精神的支撑。只要符合科学规律的创新，中科大总是走在前头。”朱清时评论说。
不扩招，办“精品大学”
上世纪90年代，全国迎来了教育大发展，中科大也相继进入了“211工程”和“985工程”，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经费多了，全国高校大多数选择“扩招”和“建新园区”。
中科大在扩招面前也面临着抉择。
2001年，中科大本科生扩招500名，但很快发现师资队伍紧张，硬件设施也跟不上了。
“学生招多了，师资力量跟不上，肯定会影响教学质量。我们的教师队伍每年也都在增加，每年从国内外聘请的教授、副教授40多个，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每年退休的教师可能更多。新招的教师往往还需要经验的积累。”1994年，朱清时从大连化物所调到中科大，后出任中科大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分管学科建设，他对当时的情况再熟悉不过。
对此，中科大选择了“精品大学”之路，定位于为国家培养尖端的高科技人才。
“我们追求的是越来越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中国需要有更多高校多招学生，使中国受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是中国也需要有些像中科大这样的高校，保证‘精品学生’的培养，这是我们最近十多年来的重大选择。现在回头看，也是科大校风和精神的延续：不跟风，不盲从，按科学规律办事，不在办学定位上摇摆。”朱清时分析。
现在看来，中科大的“精品大学”模式也收到了应有的回报。2000年以来，在两院院士评选出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中科大有6项成果入选，名列全国高校之首。平均70%的本科毕业生考取国内外研究生，比例也居全国高校之首。
谈及中科大未来的发展，朱清时表示：“希望沿着我们50年来学校的定位和总的方针去做。可以预期，中科大在以后很长时间内，仍然是中国高校中的‘精品’。中科大不是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在高原，所有的点都很高，中科大是安徽的黄山，就是不要求每个点都很高，但是每个山峰都非常出色，是本领域之最。”
《科学时报》 (2008-9-18 热烈祝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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