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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虚杰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7-8 7:3:49
朱清时院士:“荣休”之际
“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朱清时,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高等研究院院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客座科学家,法国格林罗布尔、帝戎和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在剑桥、牛津和诺丁汉大学工作。曾获1994年海外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和1994年国际著名学术杂志《光谱化学学报》(Spectrochemica Acta)设立的汤普逊纪念奖。
 
[科学时报 杨虚杰 报道]对于朱清时院士个人来说,2008年是个重要年份,不久后他就要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光荣退休”了。今年仅才62岁的朱清时,已经做了2年副校长,10年校长。
 
他似乎永远是走在前面的人:1974年,“文革”还未结束,他已经开始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1978年,科学的春天刚刚来临,他已经准备走出国门,接受最前沿的科研浸染。1991年,在他45岁的时候,当选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选择有时异乎常人,他的做法有时违背潮流,他的思想有时也不那么主流。甚至,他的追求也不那么“与时俱进”。
 
其实,他成长的年代并非英才辈出的年代,他所处时世也并非“时世造英雄”的时世。有人说人生重要的就那么几步。朱清时说,人生的确有几步是非常重要的。但他每一步都认真走好。
 
追寻他的内心世界,若不是他对自然科学轻而易举地驾驭,或者他更应该是个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在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他就被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简约与气度吸引,从此,他都在追求这种美。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谁解雪芹红楼之味?
 
“大学毕业分配 去青海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
 
今年是朱清时大学毕业40年。1968年12月,朱清时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来到位于西宁市郊区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当了一名修炉工。这样一个当时被所有人都认为不可思议的选择,是朱清时遵从自己内心意愿做出的。40年后的今天,他说,大学毕业分配去青海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在他毕业26年以后,那时他已经成为中科大的校长,接到同班同学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朱清时是“替”他去了青海,朱清时就感谢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科学时报》:今年是您大学毕业40年,对您来说,最重要的经历是哪些?
 
朱清时:1968年12月我们毕业分配,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转折。还记得是一男一女两个工宣队人员找我谈话,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去天津塘沽盐厂当工人,然后又问我去青海西宁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如何。当时在我心里,青海和天津完全是一张白纸,青海在我心里充满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诗情。我就说,天津和青海我都愿意去,服从分配。很快谈完,工宣队人员也很高兴。出门有同学打听,我一说结果后他们就跺脚说,哎呀,青海怎么能和天津比呢?这句话让我的心凉透了。一句话说错,影响一生啊。所有人都埋怨我,说我太不懂事。但那时已经没有办法了。
 
当时,不知道冥冥之中开始降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可那时,谁都不知道这是幸运。为什么说呢?因为我到那里先当工人,但因为我数学好,中学时就得了数学竞赛一等奖。厂长非常爱才,就让我到供销科管计划和采购。1974年,胡耀邦、李昌到中科院,发现中国科研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拉大,想在中科院搞一些大的科研项目追上去。其中一个项目是利用激光分离同位素。这时,全国的科研院所和大学都瘫痪了。后来,我到大连的化物所去,才知道那时他们的业务骨干和技术权威都在农村里当农民呢。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大城市的科研机构都瘫痪了,惟青海没有,因为那个地方偏远艰苦,没有人夺权。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知识分子还在依惯性搞科研。所以,中科院没有别的单位可以承担这个项目,就被盐湖所争到了。盐湖所是搞化工的研究所,真要做的时候,才发现缺乏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这个项目需要物理基础很好的人,他们要从分配到青海的大学生中招一些。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就去毛遂自荐。我天性喜欢做研究工作,尤其是在当了5年工人后,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科学时报》:当时招聘的条件是什么呢?
 
朱清时:室主任看了我的履历。看到我是中科大核物理专业毕业,很满意,就给了我一篇英文文章《化学中的激光》,我回去后用两三天时间集中精力把它翻译出来,室主任看后马上就决定要我了。当时从全青海一共调了十来个人去,北大和清华的都有。有两个老先生带着我们干,过一段时间后老先生就让我带着大家干。这样,我从1974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么大项目的科研,比同龄人至少早了5年。而且一做就是国家的大项目,还做负责人。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开玩笑说,这就像红军时期20多岁的人当军长一样。
 
接下去就是靠自己平时的准备了。我们那个厂在1968年就有100多个全国分来的大学生,大家下班流行打扑克、喝酒、发牢骚,我也曾经参与过,但心里总觉得不安,总觉得我还没有本事,以后有一天国家要用人才,我有什么才?所以我就偷偷学英语,翻译书,学数学,把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做到尾。没有人让我这样做,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才让我做这个大项目的时候觉得很容易。因此,机遇虽然重要,还要平时作好准备。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但心里很愉快,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生最愉快的就是那个时候充满希望,充满激情。
 
《科学时报》:您在那个年代里一直都是很理性的么?
 
朱清时:现在回过头来说,我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我的兴趣全在学术上,比如我小的时候喜欢诗歌,柳宗元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20个字,而且都是大家熟悉的字,但被他“组合集成”起来,就有了极大的冲击力。这就像厨师看到冰箱里的东西,就能立刻做出一顿精美的菜肴,而很多人拿着最好的材料也弄得极难吃。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想,唐诗怎么能这样打动人呢?语言的魅力太大了!我很崇尚精炼的文章,可以一下子打动人;反感那些啰里巴嗦,看不出东西的报告或文章。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文学,就是被诗歌的这种境界吸引了。
 
然而最终吸引我的还是人的创造力,这就是人的才干和创造力,我从小就崇尚。我的天赋就是欣赏这些有高度创造力的东西,不喜欢照本宣科或人云亦云。这个特点在人生中是很难改变的,强行改变它会很痛苦。
 
《科学时报》: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交流访问回来,为什么没有选择北京的研究所,而是到了大连的中国科学院化物所?
 
朱清时:我一生中从未在选择单位和城市上下过功夫,始终像我大学毕业分配时那么幼稚。我回国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回青海盐湖所,因为是他们把我送出国的,我不回对不起他们。我回盐湖所艰苦奋斗干了两年,但因为没有任何激光光谱的基础,实在干不下去,才在中科院的协调下调到大连化物所。那里在张存浩先生领导下的激光光谱研究条件最好,也需要人,所以我就去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北京。可以说是中科院帮我跳槽的。
 
《科学时报》:所以看您的路径是青海—大连—合肥,都不是最大的城市。您的这些选择现在看来都不能被多数人理解。
 
朱清时:我没有现在盛行的价值观,到大城市,到大单位。从现在看来,1991年我当选院士以后,应该有可能“想去哪里就选哪里”,那时很年轻,才45岁,但我还是选了中科大,我觉得应该为母校作贡献。当时的中科大很困难,只有钱临照一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中科大很渴望有院士去工作,我觉得我义不容辞。
 
《科学时报》:也有人说,人生重要的就那么几步。您是不是也适合此说法?自从调到青海盐湖所就一顺百顺了?
 
朱清时:是的,回顾这40年,的确起关键作用的就那么几步,但在走过的这40年中,其实是有很多步的,每一步都要认真走,当时并不知道那几步是关键,就像我当初去青海,是我人生的第一步,很精彩,但并不是刻意安排的。我一生也遇到过很多麻烦和不愉快,现在不说了。我到盐湖所从事科研工作虽然使生活回归到正路上,但一路上也有很多高山、深渊,还有很多河流,弄不好都会摔坏的。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爬滚打,成功的事情恐怕不到一半。
 
《科学时报》:我采访过不同时代的科学家,现在60岁左右这一代人有十年光阴荒废了,现在多数退休了,您怎样看待这一代科学家?
 
朱清时:我认为这一代人很优秀。第一,他们与其他时代的人不一样,是在更艰苦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所以他们一定有些过人之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冒出来,就像一个筛子把他们筛出来;他们一定天生渴求知识,如果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渴求知识,而是把知识当成混饭吃的手段,他们早就干别的事情去了。如果他们没有高的品位,没有过人的追求,很快就会消失在世俗的事务中。这一代人耽误了10年,有很强的紧迫感,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很珍惜时间,勤奋务实。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做出最原创的东西,因为最原创的东西还是要二三十岁的时候做出来的。但是他们再回到科研中间时,会更加坚忍不拔,这一代人比较不接受那些夸夸其谈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科研生涯是40年,他们少了10年,但他们的30年可能比别人的40年做得还多。所以这一代人是很值得尊重的,而且也是科学史和教育史上很特殊的一代。
 
《科学时报》:对于一个从事科研的人来说,机遇、才华等等,什么最重要?
 
朱清时:理论上说,机遇更重要。我所说的机遇是广义上的,就是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你去做就能够做成功。人要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聪明与机遇一样重要,我遇到很多人,我都替他们着急,就是脑袋不开窍。不聪明也不行,但是我现在认为,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说,还是踏踏实实做实事最重要。这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问一个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可能有人说是房子,有人说是车子,其实对一个生活中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空气和水。类似的,对于一个科研人员,他再聪明再有机遇,如果不踏踏实实做事,也会一事无成。现在,很多青年人被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误导了,都去做表面文章,炒作论文,“勾兑”成果奖,但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问题。这会耽误很多人,单纯追求眼前利益很难在科学上留下真正的东西。我很欣赏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不要拿起木板在最薄的地方打许多孔,这样没有用处,要在需要的地方打孔,不管是厚是薄!
 
“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1991年,朱清时的条件足可以使他选择一个更大的城市和更好的位置,但他却选择了当时条件并不太好又远在合肥一隅的中国科技大学。他是以一个普通科研和教学人员的身份去的。两年以后,成为副校长,又两年成为校长。一直以来,朱清时都住在校内,据说房间只有107平方米。但他欢喜的是从家到办公室只需五六分钟的时间,他享受这份简单与清净。
 
《科学时报》:您来到中科大之初,是否就知道两年以后会做校长?
 
朱清时:那时根本没有人跟我说当校长作的事,我是真正回来当普通教授为中科大做贡献的。记得1996年中央统战部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到海南岛休假,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名字在中央统战部的“无党派人士”名单里,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回中科大当教授的。
 
《科学时报》:您在做科大副校长之前,似乎没有担任过更多的科研领导工作。而且,我们的感觉是您在治校十余年,行政化的色彩特别少,一直是专家、教授治校。您是怎样进行这种角色转换的?
 
朱清时:学校的院士很少,我来了以后很快就成为学术带头人,让我做副校长时我并没有推辞,因为当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负责研究生教育,我在大连时一直管研究生,还是有些想法的,觉得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让我做我就做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做副校长需要多少专业知识,我的朴实想法是:在国外很多教授都兼过系主任、校长等职,他们没有转换什么角色,只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去做,总有机会做好。而且,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在学习。两年以后又做了校长,我是边学习边工作地走过来的。
 
《科学时报》:在高等教育喧嚣与躁动的这些年,科大没有扩招合并等等追随潮流的做法。你们这样做,会不会有人不解?您有没有压力?
 
朱清时:这些年扩招、建新园区、合并等这些大的事情,总体我们都没有去做,只是1999年有一次行动,有一些波折,但很快就平静了。对于我们没有扩招、建新园区和大量贷款,抱怨责备还是很多的。就在不久前,就有人在网上说,在大扩张的时候,科大没有扩张,失去了机遇。这代表了一些人的心态。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不捞白不捞。捞地、捞钱、捞规模。
 
其实,我心中很清楚,学校班子也清楚。比如说贷款建新园区这件事,我们没有扩招,没有必要建新园区。一旦建新园区,教师上下班来回跑,教师的时间就变成成本耗在车上,教师没有时间作科研、备课,水平就会下降。建新园区肯定要消耗你的软实力。这一点,我们学校的领导班子从来没有过分歧。我们不扩招,就没有必要建新园区;不建新园区就没有必要贷款。
 
当时有人动员我们去贷款,还说大学都在贷啊,别的学校不还你们也不还。我当时想,我们学校好好把自己经费花完就不错,何必贷款还要还利息呢?你要是赠款,没有利息,我们肯定要。
 
我从一个搞科研的角度看教育,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教师更多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这就是前面说的踏踏实实做实事。我们科大校园一直比较平静,如果建新校区就会有很多年折腾,坐不下来。我们扩招以后,教师就没有时间进修深造、照顾学生,这样教学水平肯定会下降。这样下去会把学校的根本毁了。我做两年副校长、10年校长,潜意识里就是要给大家营造一个看书、想问题的环境。违背这个原则的折腾,我们能避免就都避免。但是,我们也还是做了很多事,比如建起了微尺度国家实验室。我们还建设了一些新设施,没有做表面文章。
 
必须说明一下,我反对的只是盲目地贷款建新校区。如果不要我们出钱,白送给我们新校区,我们当然要;如果学校发展真的需要新校区,我们也会建。
 
《科学时报》:最近,包括两会期间,我们发现您有很多观点和声音出现在媒体上,为什么?
 
朱清时:因为我知道我退下来以后,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说话就没有现在的分量了,我自己有点紧迫感。我必须要把积压很久的话说出来。我不是为自己。
 
我很奇怪,我们教育界的纠错机制为什么这么不灵敏,明摆着做错了,还不纠正。大家都看见了,但谁都不说。我们大家好像都坐在奔驰的火车上,知道走错了,但都不肯跳车。我在行政管理岗位上工作了十余年,非常熟悉这种心态。如果我知道这些话却不说,我会觉得挺歉意的。我不愿群众背后说我自认为是个学者,却不说实话,只会明哲保身。我知道这些话会有人听了不高兴,但也许会悄悄起一些作用吧。
 
荣休之后:追寻更广义的创造性工作
 
退下来的朱清时院士,也不过60出头。记得早在他45岁当选院士后,他就表示过这样的心态,自己不再追求职称甚至成果等东西。近些年,他在不同的领域探索,并且有很多“离经叛道”的思想。今年,他的另一个使命也已经完成,未来的岁月,他又有什么打算?
 
《科学时报》: 您才60岁出头,还有很长的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光,您有什么安排?现在手边还有课题么?
 
朱清时:那些我都不要了,我要追求我过去想做但没有时间去做的一些事情。我一直认为,语言、诗歌等领域的大师的创造力不亚于爱因斯坦。这些是我中学时的爱好,我要重新去欣赏这些东西。另外,这些年我最想做好的一件事,是用我的科学知识,找出比较好的办法来鉴定古文物的真伪。这方面我已经做了一些事,以后会继续做。
 
总之,我不做校长以后,会回归到学者生涯,但是不会回归到过去的科研生涯,比如申请科技部、自然科学的基金,那些是比我年轻的人现在挑大梁做的,我不愿回去再干扰他们。我要去做更广义的创造性工作,还比如说搞清楚中医原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我很有兴趣。
 
《科学时报》:您在新的领域中的一些探索,也让您产生了“离经叛道”的思想。
 
朱清时:你用“离经叛道”几个字来说我,说明我们现在思想界太沉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是大家都不断想出新鲜的主意,而且大家都包容和鼓励这些新想法。比如对中医的科学原理,我想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办法来解释它,还应该鼓励更“离经叛道”的思想去解释它。我最近看到一段话,是帕斯卡尔说的。他说,思想使人伟大。人生就像芦苇一样,很脆弱,但人是有思想的芦苇。这就是说,做人要有自己的思想。至少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体会一下做人的这种伟大。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别出心裁,有新思想。这些年来,我每次讲一些别人不熟悉的话,内心都在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新思想,就是想活跃一下思想,不要把沉闷当做常态。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孤孤单单地说往往不起作用。但我相信今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会回归到创新的常态,各种各样新思想会不断涌现,那个时候,我们的创新体系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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