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胡伟武使中国有了自己的“龙芯”，36岁的邓中翰让“中国芯”走向世界，34岁的潘建伟以“六个首次”享誉世界物理学界，32岁的段路明以“段—郭界限”等一系列创新成就行走在世界量子科学领域最前沿……近年来，这些焦点人物不断通过媒体被读者阅读，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几个月前，记者在合肥采访时，同行的一位从事机械工程研究的科学家和记者聊起中国科大时说：“中科大的‘厉害’之处不在于某个专业，而在于几乎所有基础学科的整体实力，学生的科研能力值得称道……”

 

科教结合培养创新人才是中国科大一直倡导的教育模式，也是中国教育界倡导的教育模式，但其科教结合和创新人才培养有何特别之处？

 

近日，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在建校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向记者总结了四点经验：源于“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科教结合模式；自主招生：先行的招生制度的改革；打破专业的局限；打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平台。

 

 

作为中国科学院唯一的本科教育基地，中国科大自1958年建校以来就秉承“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该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许武说：“在集中全中科院资源和力量支持科大，实行研究所与科大院系对口合作的办学模式下，华罗庚、钱学森、严济慈、赵九章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都曾在学校兼任校系领导，为学生授课。”

 

目前，科大已经聘任了杨国桢、龚惠兴、李国杰等17位院士和有关研究所所长担任院系领导，200多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博士生导师和兼职教授。

 

由于院系主任无行政级别，李国杰打趣地说：“我在这里被降级使用了。”

 

该校教务处处长刘斌说：“这些专家学者并非仅仅挂名，而是对科大的教学起到了切实的促进作用，他们不仅给研究生授课，还给本科生授课，仅2007年一年，各研究所就有60位专家利用周末时间，给本科生授课534学时。”

 

许武表示，正是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框架下，科大的人才培养得以升华，科大学生参与了“龙芯”一号、二号的研制等一系列前沿科学研究；同时，科大与研究机构还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前瞻性地共同部署和发展新兴学科：与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2004年共建国内第一个系统生物学系，与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在2007年共同部署医药工程系。这不仅调动了研究所的科学家到高校上课，更重要的是科大从大一就开始培养科学家所希望培养的人才。

 

谈及“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科大的老师和学生谈的最多的是“大学生研究计划”。

 

在“大学生研究计划”中，科大将学生进本校或中科院所属院所实验室、课题组从事科研活动，正式纳入本科生的正常教学计划之中，并建立了创新实践基地和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相关研究机构的课题和导师，正式参加一个项目可得6个学分，按选修课在学生的学业记录中进行记载。

 

06级研究生封长青是“大学生研究生计划”的受益人之一。他在“大学生研究计划”中，参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相关项目。在这段时间内，封长青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实验室中专心进行设计，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和实际操作联系起来。最终他设计的一个模块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究项目中得到应用。

 

吴昊晗是中国科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03级本科生。大二下学期，吴昊晗就进入化学材料院实验室，在汪志勇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科研实践。暑假前夕，他在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学习。在所长洪茂椿院士的指导下看文献、学方法、作实验，短短两个月就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他表示：“‘科教一体’提供了一个尽早进实验室、进课题组、接触导师、接触专业研究领域、了解学科的发展动向和前沿课题的机会。”

 

刘斌介绍说，2006年科大学生到各所参加“大学生研究计划”的是304人，2007年达到了487人，目前每年实施的“大学生研究计划”项目近800项。

 

朱清时表示：“学生是完全自愿参与这一计划，科大的目标是做全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并不是要求学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科学家。‘大学生研究计划’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对科学的好奇心，让他们提前感受科研的氛围。这可以让学生直接接触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学生在科研与人才培养、科研与教学的结合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目前，仅化学学科，中科大就拥有大连化物所、北京化学所、长春应化所、福建物构所、广州化学研究所等十几个长期的教学实践基地。近年来，中国科大已与近百个国家级研究所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学科专业，联合实验室，共同申请重大课题，联合培养人才，互相开放实验基地等资源。

 

今年不仅是中科大建校50周年，还是科大少年班诞生30周年。30年前，科大以少年班的形式开始尝试自主招生。

 

朱清时说：“少年班的意义不在于每年培养几十个学生，而是高校自主招生的改革。少年班招生更注重学生的平时成绩和表现，这打破了高考的独木桥。30年前，科大已经开始做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了。”

 

除了自主招生，科大还有一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科大常务副校长侯建国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将这种模式总结为5个“自主”：自主选择学习课程、自主选择教师、自主选择学习进度、自主选择院系专业、自主选择修学年限。而学生们则将这种模式称之为：“我喜欢，我选择”。

 

谈及这种人才培养模式，2001年从近代物理系转到微尺度国家实验室的2003级博士生赵爱迪深有感触。赵爱迪表示：“我大三就进实验室了，但对纯物理的研究不是很感兴趣，喜欢做一些偏应用的东西。微尺度国家实验室做的大部分是交叉学科的研究，符合我的兴趣。导师也觉得应该做一些感兴趣的研究，2001年我转到了这里学习。”

 

2005年，赵爱迪的一篇关于单分子自旋态的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一研究成果被评为“国内十大科技进展”之一。赵爱迪表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科大的科教结合、学科交叉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分不开。”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教授、化学物理系执行主任陈旸介绍：“来这的学生都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有学生物的，有学化学的，有学物理的……在这里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受几个导师的指导，在科研过程中，无论是院士、教授还是学生，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碰撞，这形成学生自己的独特思想，推动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主任助理王晓平表示：“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前身是结构中心，倡导用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物质科学，从全校的物质科学领域都可以招收学生。现代学生的知识框架都在变，我们的教学体制也应该在变。微尺度国家实验室的导师也来自化学、生物、物理等各个领域，这样拓宽了研究的思维框架。”

 

不仅研究生可以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本科生也可以选择。侯建国说：“本科生入学以后，专业只分为物理、化学、生物等大专业，不再细分。经过一年的学习，学生对自己的兴趣有所了解后，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科大每年都有20%左右的本科生成功调换专业。从招生到培养，行政管理不会介入学生的学术培养，而是老师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这是科大人才培养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给予学生这么大的选择权？朱清时表示：“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高考时的目的就是要上大学，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但因为对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并不了解，一旦上了一个没有特长、没有兴趣的专业，就失去或大大损失了创新能力。

 

 

记者在科大采访的最后一站是生命科学实验中心。尽管是周末，记者仍看到实验室内老师和学生忙碌的身影。经过管理人员同意，记者翻开了一个实验管理登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每天来这作实验的人员以及时间。一天内有4～5批学生在这个实验室进行实验。

 

实验室负责人罗昭峰表示：“这里的仪器使用率很高。”他随手指着一台测试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仪器说：“这台仪器每年使用都在3000小时以上，远远高于国家要求的1300个小时的标准。”

 

随后，罗昭峰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实验室自己研制的仪器使用的芯片。他说：这种芯片是耗材，如果进口这种芯片，每片需要1800元。现在我们自己研制的这种芯片成本只有一两百块钱，仪器的利用率也提高了不少。实验室内像这样的创新随处可见。但罗昭峰告诉记者：“科大的实验室利用率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公共试验平台的建设。”

 

朱清时道出了其中的原因：“现在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设备还是各个课题组购买，年轻人要想作实验常受到仪器的限制，特别是大型仪器的限制很大。而课题组的研究人员也往往不是仪器管理专家，因此利用率不高是中国科研界常有的弊病。但如果我们集中财力建设公共科研教育平台，就可以大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近年来，中国科大用获得的“211工程”、“985工程”经费，按照集中投入、统一管理、开放公用、资源共享的模式，加强了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以多学科交叉为重点、教学与科研共享的园区式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并先后投入1.2亿元建设了理化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工程科学和高性能计算等5个公共实验中心，目前5个中心已拥有价值超过40万元以上的各类仪器设备80多台套，这些设备都是相关领域急需且通用、而一般科研课题又无力购买的大中型仪器设备。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设备现在每年为学校的科研、教学工作提供测试服务约8万机时，使用约3万人次。

 

侯建国说，实验平台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块沃土。学生在一次次的科学实验中，能大大提升对科技创新的兴趣，受到科学理念的熏陶。现在，无论是高年级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博士生，都可以平等地申请使用公共实验平台。申请登记的手续非常简单，收费也仅是国家标准的1/3，如学生确有困难，可以提出申请，由教务处付费。

 

科大每年的本科生招生规模是1800人左右，教务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几年来，这一招生数字一直保持稳定。

 

“适当扩大招生规模是时代的需求，但是不同类型的大学不必千篇一律。每所学校都要有适合校情的定位，定位决定了办学规模。”侯建国认为，“科大的定位是‘精品’的研究型大学，培养的目标是国家队伍中的卓越人才。因此，必须适当控制规模和数量，这样才能提供优质的、能够适应青少年个性化发展的教育资源。”

 

朱清时说：“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级有20～30名学生，那么学生和老师之间就会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机会；如果是40～50人，就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会变成报告会，教学质量必然会大大降低。在国家的高校体系中，中科大的定位是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理工科人才，我们的目标是培养高层次的拔尖人才，所以学校的定位就注定了我们只能追求质量和特色，不会去追求规模。把现有的这些学生培养成国家所需的尖端科技人才，我们就完成任务了。”

 

记者在网络上看到一位网友在博客中这样写道：科大为什么能培养出国外研究机构都争相吸引的学生，为什么能培养出在华尔街都能打出一片天地的人才，看看科大50年的人才培养模式或许能得出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