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一书，颇有感触。该书是1990至2004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MIT）校长查尔斯·维斯特的13个校长年度报告的汇集。维斯特是美国很有影响的一位大学校长，学术界赞誉不绝，如“模范大学校长”，“一位富于创新精神的大学校长”……不一而足。美国大学校长年度报告是校长的办学治校理念、思路和方略的集中反映，因此，这个汇集是了解MIT如何成为并长期保持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钥匙，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无疑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与我国一些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的办学治校方略不同，维斯特的治校思路不是仅仅从MIT出发的。他到校近一年发布的就职演说，取名为《MIT：塑造未来》，就明确宣布：“大学应该冲破学校藩篱，致力于推动世界变革。”在这篇演说中他从全球时代的视野描绘了美国的变化，从而“有目的地引导院校自身发展”，确定“面向未来的MIT教育”的任务。他申明“MIT从属并服务于美国”，以政治家的抱负，试图通过MIT来寻求塑造美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这样，他高屋建瓴，一下子把建设一流大学的任务与建设一流国家，甚至构建明天世界这样的重大任务联系起来了。正像美国工程院前院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诺曼·奥古斯丁在文集前言中所说，文集“对于曾经遭遇的MIT主要内部挑战几乎略而不谈，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学术、科学和技术领域，事实上也是整个国家与世界面临的更广泛的政策议题上，使得这些难题看来容易些，进而显得有可能驾驭”。时下我们常常听到有用“大手笔”来形容一件宏伟计划或卓越项目的，这就是“大手笔”！它是以视野的高阔和战略目标的宏远为奠基的。

 

MIT当然不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维斯特也没有企图使它成为综合性大学。维斯特意识到，当前全球问题和美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包括环境恶化、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世界成为地球村等等，都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结果，“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赖于科技。MIT曾经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对国家政治经济决策，乃至对全球发生过重大影响，它所靠的就是科技。MIT要继续引领美国的发展，就要在对国家经济政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领域发挥领军作用，由此他勾勒出MIT学科建设的蓝图，把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三O”上，即info、bio和nano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上。同时，MIT要进一步把基础科学融入到工程教育与实践中去，在管理、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上，努力达到平衡，使其以小而精、别具特色著称于世，与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也达成平衡。

 

 

美国社会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日益多元化、制造业的竞争力下降、青年对科学技术缺乏热情，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既威胁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对MIT的运行造成重要影响。维斯特从维系国家发展命脉的视角出发，一方面积极促进MIT的变革，如保证少数族裔和妇女进入大学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等；另一方面，MIT利用自己的创造才能与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使美国继续保有其经济的竞争力，同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政府改变政策，重树美国的科技信心。维斯特坚信：“教育实力是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先决条件。教育能推动国家进步；未来属于理解这一点的人们。”

 

维斯特当然感受到时代变化与美国政府政策变化给MIT造成的困难，诸如基础研究经费的削减、在给予学生助学金政策上的混乱、教学与研究的矛盾等。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维斯特表现了他独特的、高瞻远瞩的见识、胆识与决策能力。他一方面与政府据理力争，并使MIT实际上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包括60多亿美元的捐赠；另一方面，他坚持“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奇妙结合”是造成世界最佳学府的基础，“本科课程与教育构成学校的核心，是使我们在全国和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关键所在”。

 

和我们一些大学校长热衷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不同。在这本书中，你找不到对大学指标的描述。我不否认，研究一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定量指标体系并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把这种指标看成是衡量大学水平的绝对标准，忘记了国家甚至世界在前进道路上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与真正建成一流大学南辕北辙。我始终认为，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就在于它在使国家成为一流强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发展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我国也面临大量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如人口问题、“三农”问题、地区差别、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等。这就需要我们发挥创造性，不仅注重思想、理论、观念和体制的革新，而且要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层面上加大创新力度。大学在处理新问题、创新科技这些方面应该起到领军的作用。

 

说到“大学引领社会”，有人总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认为这是党和政府的事，要大学来承担是“超权”。大学的“引领”，当然不是政治领导。其引领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是未来社会的领袖人物，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其次，大学应当提出领导时代潮流的创新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有助于解决国家前进中的重大问题，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第三，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创造发明，能促使科技、经济发生重要变革，能引导、开拓科学走向崭新的前景。教育是面向未来社会的，是为下一代人的，大学不能做到这样的要求，怎么能说是“一流”？

 

正因为这样，一流大学要求其校长应该是洞察社会问题症结、深谙其诊治纲要的政治家，对社会前途富于想象力与充满前瞻的思想家。这就是我们从本书学到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主要的道理。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需要在确定校长的使命和职责，在遴选校长中真正贯彻实施。对于争取成为一流大学的校长则需要自觉，尽管很多事情不是他本身所能掌控的，但至少有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是大学能不能成为“一流”的关键！

 

《科学时报》 (2008-9-11 书界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