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一篇题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操之过急》（《科学时报》6月23日）的文章，感到文章所言颇有道理。笔者也认为建设一流大学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只是对于如何看待一流大学建设，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笔者以为，真正的一流大学建设，与建校历史固然有关系，但关键还是看其是否建立了符合大学规律和逻辑的制度，是否由真正的教育家在办学。正像只有艺术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真正的学问家才能创造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一样，真正的一流大学只有在真正的教育家主导下才能实现。

 

虽然人们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中有许多大学历史悠久，有的历史甚至长达千年以上，但也有些一流大学历史并不长，仅仅几十年。比如法国的皮埃尔大学，建校仅37年，就在世界大学中排名第67位（数据来自中央电视台《世界大学巡礼》节目）。香港科技大学建校仅10多年，就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即使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也比我国有些大学的历史长不了多少。因为仅仅比历史，我国大学的历史可能永远不会有牛津、剑桥、哈佛、耶鲁长，那我们是否甘愿永远比它们差？我国早期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历史比现在更短，却在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而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年了，我国大学的制度和文化到底有多大进步呢？我国目前的以行政领导干部标准选拔、只能以行政管理的逻辑工作、而且在不断强化行政权力的大学领导者，是难以建设起真正的一流大学的。所以，笔者觉得以建校历史短的理由，为我国一流大学发展迟缓辩护的做法并不合适。

 

在我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过许多历史性事件，这些事件无疑影响、甚至中断了大学正常的发展进程。这些事件有些是外部因素强加的，比如抗日战争；有些是内部因素造成的，比如“院系调整”、“教育革命”、“文革”等。这些外部强加的影响会由于外部原因改变而消除，但内部造成的影响是否就可以简单化地排除呢？因为这些内部原因有些可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自动消失，从而不会对大学的活动再产生任何影响；但有些原因则可能并没有被清除或克服，而是继续存在于大学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并且继续对大学活动发挥着消极影响。大学如不对其进行彻底的反省和纠正，将难以实现制度和文化的革新及转型，从而难以成为真正的大学。因为真正的大学绝对不会是一个行政或准行政组织，它的各种会议上绝对不会有按照行政职务高低排列的、气势威严的主席台，更不会有经常居高临下地向教师“训话”的行政官员，不会有教授、博士追逐行政职务的风气，不会有科员习惯性地轻慢、甚至训斥教师的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大学目前紧要的不是建立什么一流大学，而是应该尽快地回归大学理性，建设作为大学最基本的纯洁、高雅、宁静的风气，让大学像大学，因为如果大学连是否为真正的大学尚成问题，那何谈世界一流。

 

一流大学建设无疑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要素的水平密切联系着的，并只能在此基础上发展、进步。但如何分析和判断本国的社会实际，却是有深浅、高低差别的。也以美国的“赠地运动”为例，其时美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和国力上升阶段，大学发展不仅有“赠地法案”创造的优越的经济基础，也有建国以来积聚的良好的法律和文化基础。其时有两个标志性事件，表明社会已经为大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和文化条件。一是由总统华盛顿支持、5位国会议员提出的建立“美国国家大学”的提案被最高法院判决无效，理由是建立“国家大学”会形成大学领域的垄断现象，破坏大学自由的竞争生态，不利于大多数大学的发展。二是最高法院判决“新罕布什尔州政府要求收回达特茅斯学院产权”的诉讼败诉，阻止了政府权力对私立大学事务的干预。由这些案例精神凝结的大学制度和文化，使大学具备了自主活动的法律基础，也形成了公立、私立大学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良好生态。

 

反观我国的大学，虽然在举国体制作用下实现了“扩招、硬件改善、内涵提升”等变化，但其基本体制并没有进行相应的革新或超越，其部属、省属的性质，表明其在本质上还是相关政府的“下级”，还没有实质性的自主权利和地位。大学内部通行的还是行政化的规则和逻辑，“唯上是从”、对上负责还是其活动的基本原则。而在这一点上，即使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可以说都没有“脱俗”。学者丁学良认为：“没有自主权的大学，本质上不是真正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如果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的话，就没有希望。”杨东平教授则认为：“一个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显而易见，缺乏建立在大学规律基础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支持的我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还只能是遥远的梦想。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