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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莉萍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9-11 2:32:24
中国科大往事:走过那段艰难岁月
 
1970年到1978年中国科大南迁合肥,当时境遇之惨,以至于现在很多老科大人每每提起那段往事都声泪俱下。这一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变局,使科大远远地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而面对困境,科大人显示出的坚定毅力和乐观精神至今为人称道。
 
当年科大被安置在师生都已走空的合肥师范学院,这原是个文科学院,只设有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等系科,没有物理、化学等理工专业。所以,它的校园里没有实验室,没有工厂,没有足够的电源、水源、煤气等理工科系所必需的基础设备。除了几栋教室楼和学生宿舍外,科大在这里几乎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头建设。
 
最后离开临时落脚点——安庆马山党校的几位科大老师,临上车时,其中一位教师又匆匆忙忙折返回去,把楼道和房间里的所有灯泡都摘下来装在一个书包里。后来到了合肥,果然楼道和房间都没有灯泡,这位老师就从书包里掏出灯泡给大家一个一个装上,可见当时这位老师的细心,由此也可见当时科大的困难。
 
为了创造条件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学校决定在原来的基础上自己动手,建房、修路、建实验室、建工厂,重建家园。于是,平日里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教授们充当搬运工、装卸工、修理工,众多的仪器和大型设备全靠他们自己的双手搬运、安装和修复。地方太紧张了,就把厕所扒了,改建成实验室用来作研究;房间太小,就把楼道隔出小室,把仪器搬进去,做起实验来。这种景象,在化学楼、教一楼、112楼等随处可见。
 
1971年3月,科大成立了一个制砖厂。一直沿用至今的化学楼,用的就是科大老师自己烧制的砖。制砖厂的人员共13名,除了从合肥请来的一名制砖老工人以外,其余人都是从各系抽调来的被专政者、“黑八类”。其中包括陈希孺(后当选中科院院士)、钱大同(后来成为科大教授)、黄茂光(科大力学系教授)、朱兆祥(力学系教授,宁波大学首任校长)等。若按平均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而论,这个制砖厂绝不低于世界上任何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工厂。
 
师生宿舍也都非常紧张,刚到合肥只有6万平方米房子,在北京时科大有24万平方米的房子,也就是4家人住到一家去了;而这6万平方米中有的还是茅草棚,很艰苦。钱志道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到了合肥新址,再挤也不会少了校长的住房,他却主动和钱临照教授合住一个单元。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磨掉科大人始终未失去的苦中作乐、拼搏向前的精神。那一批科大人将永远是科大历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一批。他们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演算公式,用板车和双手推出了教学楼,在满天烟尘的合肥的郊区,他们用自己足以折服所有人的气概、头脑和决心硬生生地恢复了所有曾经属于科大的荣耀。
 
钱临照是随科大下迁到合肥的院士之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20世纪)70年代下迁合肥,科大住房紧张,我与志道两家蜷居于一单元内,朝夕相处,笑谈如在目前。”曾肯成先生除了数学和诗歌之外,他还喜欢侍弄花花草草。他在自家楼前种的一棵树,起名 “扎根树”,表示要永远扎根合肥。
 
彭子城老师被称为“文革”的“有趣人”。当时由于受到“文革”时派性的影响,一般大学的公章都是由2至3人合管的。但在当时的科大,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决定只派彭子城老师一位管理,由于当时没有像样的办公室,他一个人要分管盖章、收发、出证明、送报告等,所以彭老师不能固定地坐着,只能揣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在校园里转。好在当时的校园也不大,人们很容易找到他。而凡是合乎情理的事,都可以随时出证明、加盖公章,所以办事效率极高。
 
经过多年的建设,科大校园已是满园芬芳、百花争艳。科大凭靠初期的精神积淀,开展了物质的重建,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开始了争创世界一流的长征。
 
《科学时报》 (2008-9-11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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