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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翔 来源:经济观察报 发布时间:2008-8-27 16:28:25
张伟平院士专访:中国是数学大国但还不是数学强国
 
在所有对张伟平的报道中,都写满了溢美之词。这位1964年出生在上海的数学家是中国目前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一个衡量标准是,他曾经在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过45分钟的学术报告。
 
由国际数学联盟发起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从1897年开始,一直是全球最高水平的数学科学学术会议,一种说法是,它是数学家的奥运会。能够被国际数学家大会邀请在会议上做一小时报告和45分钟报告的数学家,都是近期在数学科学中取得重大成果和进展的数学家。华人数学家中,陈省身、丘成桐和田刚曾受邀做过一小时报告;而做过45分钟报告的数学家,有在中国大陆知名度很高的华罗庚、吴文俊和陈景润等。
 
他被认为是2004年12月逝世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最年轻的关门弟子。1988年,张伟平从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毕业之后,考取了陈省身在南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随后陈省身把张伟平推荐到法国,去跟随指标理论研究领域的大师别斯缪。这可能是陈先生对张伟平最大的影响:他为他指明研究方向——微分几何的指标理论,目前数学中最受关注的方向之一;还为他选择了一位最好的导师,法国科学院院士别斯缪是指标理论方面公认的领袖,跟随这位导师,张伟平自然而然进入了指标理论研究的前沿地带。2001年,张伟平获得了李嘉诚基金会和教育部合作的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该项目旨在奖励国内最杰出的科学家。随后,他用自己的奖金为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购买了一辆林肯轿车,这辆轿车指定给陈省身先生专用。后来张伟平说,这是对陈先生捐给数学所五辆轿车的回应。但在外人看来,其中也包含着学生对老师的回报。
 
机会和荣誉似乎总是在青睐张伟平。也是在2001年,他当选为陈省身创办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名院士;2002年,他受到邀请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2005年,他的“Atiyah-Singer指标理论的若干研究”获得自然科学二等奖,当年一等奖的名额是空缺的;接下来,2007年,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他对前来祝贺的人说,自己的感觉,就像走路捡到一个钱包。
 
经济观察报:你最初是怎么对数学产生兴趣的?
 
张伟平:我在中学里碰到了一个好的数学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搞数学竞赛,如果你参加了的话自然就有兴趣了。那应该是1980年代初。
 
经济观察报:陈景润对你有影响吗?
 
张伟平:有影响,还有李骏。他是1978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名,是我们上海人,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很有名的数学教授。那时我们正好在念初中,他当时在上海影响很大。
 
经济观察报:他对你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呢?
 
张伟平:对数学有了兴趣,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一点,老师马上就把上海市数学竞赛的题目给我们做。也不是说因为有李骏我们才学数学,毕竟大家都要考大学,总要学得好。我数学相对学得好一点,也比较喜欢数学。
 
经济观察报:家庭对你有影响吗?
 
张伟平:我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们全力提供我学习的条件,我要买什么书都给买。那时候书便宜,换到现在肯定买不起了。
 
经济观察报:1980年代初,全国有一种特别重视科学的气氛。
 
张伟平:对,1978年之后,大家在这种气氛里自然就会受到影响,直接的影响就是,大家都爱念书。特别是工人家庭和后来的知青家庭,父母自己没念书,对小孩教育特别重视。
 
经济观察报: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想要成为一名数学家?
 
张伟平:渐渐形成的想法。最早时,比如说我们高中数学老师特别好,那时考复旦数学系,就想出来做中学老师也挺好。到了复旦,很自然去考研究生;读研究生时到了中国科学院,很自然就去研究数学了。
 
经济观察报:复旦给你的训练是什么呢?
 
张伟平:复旦基础训练特别好,有很多功力很高的老师授课,还有很多很好的同学,他们都对数学很有兴趣。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考到中科院数学所是想见华罗庚?
 
张伟平:是想见一下,同时也是对人说的一个理由。我在复旦数学系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如果考复旦研究生考不上很丢脸,但要考科学院考不上还有一个说法。华罗庚是我们参加数学竞赛的所有人的偶像,他写过很多数学课外读物,我那时候很想见到,可是没见着。他在那一年6月份逝世了,很可惜,陈景润后来我见过一次。我在数学室的楼梯上看到他,有人搀扶着上楼,那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大概1986、87年左右。
 
经济观察报:中科院对你的数学训练呢?
 
张伟平:中科院对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要求是不同的。研究生主要是自己学习,“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在中科院的老师很好。他研究的方向就是我现在的方向,那时候国内没有人做,他是中国第一人,而且能够进入前沿。就这样我很自然地就跟在前沿的人后,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南开去跟陈省身先生。我很顺利。
 
经济观察报:见到陈先生是什么感觉?
 
张伟平:诚惶诚恐。陈先生有这种本事,他几句话就可以让你心态放松。后来大家见得也不是很多,但每次跟他见面,都能感觉他的谈话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让你一下子感受到新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你个人觉得从一个年轻人成长为一个科学家,这个过程中哪些因素比较重要?
 
张伟平:首先是勤奋;第二是运气好,要碰到好的老师;第三是要有特别的天才。
 
经济观察报:好导师的标准是什么?
 
张伟平: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他只要能把你带入前沿就行。或者像陈先生一样把你推荐出去,也是带入前沿。他知道推荐给谁,我那时候其实想到美国去,但他知道去法国更适合我的领域,他坚持把我送到法国去。
 
经济观察报:在陈先生那代人身上,有一种让数学和科学帮助国家强大的欲望,这种情绪在你这代科学家身上多吗?
 
张伟平:在1980年代,很多人身上都有这种潜在的想法,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我们不去喊口号,但根深蒂固的,总有一种潜在的东西。包括现在很多身在海外的人也是这样,每年假期都回国,帮着国内做研究。
 
经济观察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国际数学接轨的?
 
张伟平:在中科院时开始的。在复旦主要还是打基础,我们对数学有一些了解,但具体做什么领域还是不明确。读硕士的时候,导师一定要给你一个题目,让你去读相关的文献。你为了做题目,自然要读国际上相关的新文献。
 
经济观察报:你能简单给我们讲一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数学界最主要的趋势是什么吗?
 
张伟平:数学领域各个方向发展得都特别快。数论和几何发展得很快,几何和物理联系越来越密切,受物理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后这个影响会更大,特别是超弦理论。
 
经济观察报:研究数学有什么用?——你会想这个问题吗?
 
张伟平:从来不想,这是哲学问题。很多物理想法在数学里可以很自然地用,但是要想为什么用,那就没意思了。数学发展太快了,国内跟上这种发展的人不多。
 
经济观察报:目前中国数学研究在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位置?
 
张伟平:还是有很大差距。2006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报告的大陆数学家只有一个人。
 
经济观察报:跟二十年前比呢?
 
张伟平:那时是荒芜阶段。2002年在北京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有十几位大陆的数学家做报告,进步很大。但特别好的人仍然很少,十几个人之后,就更少了。很多特别好的华人数学家都在国外,比如田刚。田刚之前在北大,后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国内数学界在不断进步,但是步伐不太快,好的学生都到国外去留学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到国外留学,和你十多年前到法国的情况相比有什么变化?
 
张伟平:我们那时也有很多同学到美国去。我没考托福,就到法国去了。今天到美国留学成为一个趋势,很多人并不一定去学纯数学,去了以后改行,我们那时改行的人很少。
 
举个例子,比如刘克峰,他跟我在科学院是同一个年级的,后来被导师推荐到哈佛大学。他底子非常好,经过国外的训练,水平就很高。现在很多本科生就出去读书,我不知道能不能学到什么。以刘克峰、田刚这些成名的数学家来看,在国内研究生念好之后再出去留学,先有一些底子,会好些。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国内数学界度过拓荒阶段的关键是什么?是因为有一部分顶尖数学家从国外回来吗?
 
张伟平:以前是这样,但现在国内数学界的力量也在慢慢强大。海外的数学家,最好他们能长期回来,如果不是长期回来,能够固定每年回来两三个月,帮助也很大。
 
经济观察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一直在海外的话,现在在数学专业上会达到什么程度?
 
张伟平:可能会比现在好一点。我去法国本来就是联合培养,规定要回来。那时教育部对国外情况不太了解,规定在那边只做论文,不听课,不拿学位,实际上到了法国,大使馆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听课,要拿学位,但还是要按时回国。
 
经济观察报:当时在法国接受的数学训练跟你在国内的差异非常大吗?
 
张伟平:从大学毕业到去法国留学,已经过了八年,所以我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在法国,如果外国人最后决定做数学,他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因为他有很多选择,包括经济上,都没有问题,所以他一旦选择数学就会很用功。到国外,在同样的情况下,只要我们用功,不见得比他们差。但中国人有时候想得太多,会想后面的事情,以后怎么发展。
 
我的一个师弟,整个就是一个拼命三郎。他是从浙江农村出去的,读中法班。当时我已经毕业。我的导师别缪斯在我们学校是最好的,很有名。师弟初生牛犊不怕虎,跑去就说,我要选导师,怎么选?最有名的是谁?最有名的是这个人,别缪斯已经有一个中国学生毕业了,如果有人能毕业,那我就一定能毕业。他就是抱着这种态度。现在他做得很好,在巴黎大学当教授。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说法,学科变得越来越技术化。
 
张伟平:数学本身无所谓技术化。因为在数学里,还是需要新的想法。当然如果技术不强,在数学里也做不到很前沿。另外,你要有效地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自己去做,问题的提出也很重要。
 
数学本身基本功也很重要,该算什么东西要会算,也很讲究技术,但在整个方向中,思想是最重要的。
 
数学没有困境,可以一直往前走。早先有一种困境,就是逻辑上的困境,逻辑上要打造完美的和谐。但现在很多有名的数学家说,你可以把逻辑看成时间的函数,在时间里你严格地往前走。数学像是一门自给自足向前走的学科。
 
经济观察报:很多数学家说,他们在公式里发现一种简洁的美。
 
张伟平:这种美经常看到,把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感觉非常漂亮。国外很多数学家都是有钱人的孩子,不愁生活,就是被数学吸引住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怎么评价华罗庚在20世纪数学界的贡献呢?
 
张伟平:华罗庚的数论我不是很熟。华罗庚的专业做得特别好,他专门做别人做不动的东西。那时他做的概念无人能敌,大家都很佩服他。他到美国的时间很短,算功特别好,大家都算不出来,他能算出来。陈先生算功也挺好,老一辈人计算功夫都很好。但陈先生更大的特点是能有一个很新的想法,可以引入一个很新的概念,启发整个领域的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华罗庚和陈先生都是历史性人物。
 
经济观察报:你们这一代中会出现历史性的人物吗?
 
张伟平:国内现在不好讲,国外很多华人已经在国际上很有地位了,像田刚、刘克峰,在国外都是很受尊敬的数学家,在他们的领域都处于很前沿的地位。丘成桐地位更高一些。
 
经济观察报:你这代人跟更老一代的数学家相比,你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张伟平:跟最好的不能比。但是总体而言,我们比年纪大的人更放松一些。国内比我们年纪大的,比如一些六十几岁的院士,方向比我们更专一;比我们更年轻一点的,眼界更开阔。越是年轻,受到的束缚越少,在更广的领域对数学有更深了解。而老一辈的数学家会在一个方向走得很深,像陈景润。
 
经济观察报:性格对数学研究影响大吗?
 
张伟平:当然很大,有时候你研究的数学会影响你的性格。
 
经济观察报:你的性格和数学之间怎么相互影响?
 
张伟平:我这个人比较懒散,不喜欢做很硬的东西,所以往往不能深入。数学要做好的话,在宽广的同时要深入。我想这大概跟国内的环境也有关系,缺少这样的毅力。
 
经济观察报:丘成桐先生讲,国内教育还是思维本身有巨大问题。
 
张伟平:也不是问题,因为现在国内教育,还是受传统的影响,就是说读书的功利性比较强,我们都受影响。在国外,一旦选择做学问,都是全身心投入,不想其他事情,没有那些功利心会更好一点。
 
现在我们当教授,有各种评比,不但要评比学问,你带的学生也要比一比,比来比去大家会受影响。
 
经济观察报:现在年轻学生的功利心比你们是多了还是少了?
 
张伟平:我想只有多不会少,他们现在就业竞争更厉害。我自己的学生如果特别好的话,我还是送到国外去,当然我希望他们能回来。有时候我就专门招那些英语不好的,这样他们就不会老是想着出国了。
 
经济观察报:刚才你也讲现在中国数学还是落后一大步,原因是什么?
 
张伟平:我觉得原因还是国内在高端做数学的比较少。国内做数学的人很多,但能进入前沿的比较少。如果还说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那现在改革开放也很多年了。数学,不是想提高一下就能提高,这跟有些体育运动不太一样,跟奥运会拿金牌不一样。你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必须有一种东西是以前没有的,是新的,否则不能发表,所以很难。很多学生,或者老师,为了出文章,很多小改进和小想法就拿出去发表,凑文章数。这样会完全影响你思考的深入和进一步的发现。正如我刚才说的,在国内长时间深入思考问题的人比较少。
 
经济观察报:中国是数学大国,数学强国是谁?
 
张伟平:美国、法国。俄罗斯受经济影响稍微差一点,但一直有很好的传统。日本也很强。
 
经济观察报:俄罗斯是怎么保持数学强国地位的?
 
张伟平:俄罗斯有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地位特别高,即使经济很不发达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中国不同。当然,民国时候的西南联大教授,或者之前的清华大学教授等地位都很高,陈先生刚到清华大学的时候,研究生还没念,仅仅是一个助教,拿八块工资,吃饭还给补助。
 
经济观察报: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最终能够在这个领域达到什么位置?
 
张伟平:我不想这个,想了也没用。你要有这方面很大追求的话,还不如在国外待着。我从小就是这样,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想法。有一天忽然想当院士,申请一下,结果就当了。
 
经济观察报:而且很年轻就当了。
 
张伟平:对,但也有更年轻的。
 
经济观察报:现在想想陈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伟平: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把我放到海外去。
 
经济观察报:法国的经历对你的影响很大?
 
张伟平:当然影响很大。在法国真正能进入状态,事都不想,就是做学问。这是纯粹的学问状态。年轻时有这样一段经历是很宝贵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只想数学。
 
经济观察报:他的个人品质和思维方式对你的影响呢?
 
张伟平:就是言传身教,这很重要。
 
我是复旦毕业的,所以复旦很希望我回去。洪家兴院士很想不通,他说你一个上海人怎么在天津待那么长时间。最后他总结出一点,都是因为陈先生的人格魅力。而且陈先生的魅力整个数学界都是公认的。在数学界,那些数学家都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都是在很难的问题上做出了别人做不到想不到的成就,自我感觉很好。但这些大数学家对陈先生都是交口称赞。
 
经济观察报: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哪些数学家你特别欣赏?
 
张伟平:太多了。很多数学家把自己交给数学,完全是献身进去。像我那个导师别缪斯,他从法国很好的学校毕业,很年轻就在公司里做了很高职位。后来他说整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太枯燥、太机械化了,要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中,他觉得数学最简单,用的东西最少,他就做数学。数学中他选了概率,最后他概率已经做得很好了,突然有一天碰到人做几何,他觉得做几何更漂亮,他就开始喜欢几何了。
 
经济观察报:我不知道你是否赞成科学家对于很多公共事务的发言,像丘成桐对教育体制的抨击。
 
张伟平:他这种地位可以,但是一般人做没有半点意义。我想他以前也不这样,现在60岁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他愿意,也需要这样的人,因为在外面可以讲,不受限制随便讲。他的有些观点是对的,但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
 
经济观察报:中国传统的数学思想对你有影响吗?
 
张伟平:中国没什么传统数学思想。中国古代的计算,是为了使用目的,皇帝喜欢什么就做什么。纯数学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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